【明報文章】對熟悉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抗爭行動發展的人而言，粗略地重整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背景脈絡並不太難。自世紀之初以及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香港逐漸進入「社運年代」 或成為一個「社運社會」：集體行動數量上升，參與及組織集體行動的團體愈見多元，愈來愈多市民願意參與遊行集會或至少認同遊行集會是正常和合法的意見表達方法。同時，隨着民主化進程停滯不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問題持續惡化，政府施政亦未能有效地吸納和回應社會上的多元聲音，抗爭的手法和力量也愈見激烈。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百萬香港市民輪番走上街道，佔領道路，實踐公民抗命。不過，雨傘運動未能迫使中央及特區政府在民主化問題上讓步，進一步觸發了香港社會運動在意識形態和行動模式上的激進化，其體現包括本土派的冒起、各種「光復行動」、2016年旺角衝突的發生，以及港獨思潮。在2015至2019年間，政府以取消參選人和議員資格及取締港獨組織等強硬手段應對社會運動，表面上迫使社運進入休憩狀態（abeyance），動員能力大減，無力感瀰漫，不少市民甚至有迴避新聞和政治的傾向。但事實上，市民對民主化的追求和對政府的不滿並沒有消失，同時，社會運動組織者亦以各種方式建構及保存了社會網絡和資源，為下一波社會動員提供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