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守法精神要重建 鐘擺效應莫去盡
2021/4/17

【明報社評】黎智英、李柱銘等9人,被控前年8月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8月至1年半不等,其中4人緩刑。反修例風暴留下極深烙印,時至今天,不少人談到當日種種,仍會咬牙切齒,不同陣營看待9人罪成及量刑輕重,往往取決於政治立場;9名被告都是著名民主派人士,歐美高度關注,裁決有可能引起外交波瀾,惟法律問題只能交由法庭處理。被告強調當時只是「疏散人潮」而非領導遊行,法律觀點爭議,須按法律原則和上訴程序處理。由反修例風暴到《港區國安法》,香港經歷深刻變化,當局強調依法辦事,處理很多事宜,都不再像風暴前寬鬆。公眾遊行集會,須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十多年前終審法院裁定合憲,法律始終要守,不應習非成是,與此同時,公眾合法和平示威權利,同樣需要保障。

政治先行論裁決

本港法治的不幸

民陣前年8.18在維園舉行集會,獲警方批准,示威者數以十萬計,集會人士之後分成多批人離開維園,部分人拿着政治標語,由維園步行到中環遮打道,警方雖未阻止,但亦從未批准遊行。事隔大半年,當局決定檢控當日走在前頭的9名民主派人士,指他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涉案的黎智英和李卓人,另外還被控在8.31當天,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宗案件皆有被告認罪,其餘被告則裁定罪名成立,法官昨天判刑,其中3名有法律背景兼年事已高的被告,包括吳靄儀、何俊仁及李柱銘,跟立法會前議員梁耀忠同獲緩刑,至於其餘被告皆判監禁。

今次案件是繼近年雙學三子案、佔中九子案後,本港又一高度政治敏感的案件。過去十年,香港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牽扯出不少有關「公民抗命」或「違法達義」等案件。法庭的角色,就是本着法律原則審理,避免公眾誤解法治、習非成是,縱使近年不時有人不滿裁決,揚言「法治已死」,可是只講法律不談政治,仍是必須堅持的司法原則。曾幾何時,法庭裁決曾被視為修補社會撕裂、撫平政治傷口的方法,佔領運動多宗案件裁決,在這方面某程度起到一定作用,然而當下情况,卻叫人甚感悲觀。這兩年香港內外形勢劇變,無論本地或是西方,很多人都是從政治立場看待這些案件,法官不管如何裁決,都面對很大政治壓力,甚至不獲最起碼的信任,這是本港法治的不幸,叫人唏噓。

反修例風暴以來,香港成為中美外交戰場,拜登外交尤重人權牌、制裁牌,9人案被告都是民主派重量級人物,部分人更在西方有一定知名度,現在黎智英等人判囚,不排除華府有更多政治操作,諸如聯同一些盟友,對北京和香港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事態如何發酵,有待觀察。

論法律,9人案的爭議點,不在於遊行是否和平,而是當時9人是否組織、帶領公眾非法遊行,以及當局是否不合理限制市民遊行集會權利。辯方強調9人只是協助民陣「流水式疏散維園人潮」,惟法官指出,人潮由銅鑼灣步行到中環,沿途經過多個港鐵站,未見散去,人潮全程展示政治訴求標語,所喊口號,無一與疏散有關,顯示這是假「疏散」之名,進行未獲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非法大遊行,9人位處前列,雖非人人喊口號,但手持橫額形成隊頭,實際扮演帶領角色。法官認為遊行和平與合法同樣重要,《基本法》保障市民遊行集會權利,但集會自由並非絕對,更非全無限制,終審法院2005年裁定,「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合憲,鑑於反修例風暴爆發後,示威屢生嚴重暴力,警方拒就該次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不涉違憲。

從嚴從緊「揸正來做」

寬鬆處理手法不再

9人案量刑,有人認為判囚1年太重,亦有人認為部分年邁被告緩刑是太輕,法官則表示,量刑已考慮到這次非法遊行的和平性質,以及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反修例風暴在社會留下的心結從未化解,評價判刑輕重,儼然變成政治立場叩問,9人的忠實支持者,壓根兒認為根本不應控告,遑論定罪收監。被告不滿定罪及量刑,當然可以上訴,惟不管結果為何,量刑輕重的看法,恐怕仍是言人人殊。

2018年,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就「雙學三子案」的判辭,提到近年社會瀰漫鼓吹違法達義的歪風,惹來很多爭議,終審法庭後來表示,這是一種看法,不能作為判刑基礎。9人案定罪,主審法官重提「歪風論」,認為這股風氣延續至2019年,並在反修例風暴期間升級,同樣引起不少迴響。不管是否認同「歪風論」說法,近10年香港激進思潮當道,政治鬥爭愈去愈盡,乃是客觀事實。反修例風暴期間,香港失序失範,政治凌駕法治,很多事情都過了臨界點。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鐘擺猛力倒向另一邊,由查冊到非法集結等事宜,當局都要「揸正來做」,以往相對寬鬆的處理手法不再。反修例風暴前後的香港,已經不再一樣,依法辦事從嚴從緊是眼前現實,守法精神需要重建,可是不少人擔心公民權利空間大幅收窄,亦不難理解。鐘擺無論向哪邊去盡,都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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