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5月，兩名中學生被發現墮樓死亡，我感到很難過及痛心！過去兩年關於學童自殺的報道，主要集中於學業壓力或因疫情引致學生缺少社交支援，卻較少關注同志孩子獨特的精神健康需要。孩子成長階段會探索性傾向，卻因性傾向偏見，令孩子的聲音無法準確地被聽到。一個來自宗教學校的孩子告訴我，因害怕學校不接受其同性性傾向，就算受到性傾向欺凌和羞辱，亦只能將情緒埋藏在心。他認為自己是「罪人」，甚至感抑鬱、產生自殺的念頭，都不敢找教師和學校社工傾訴；直至遇上校外社工，願意提供安全的輔導空間，才能把心中的感受抒發出來。他說：「學校看不到我，就算看到也是看到『必須悔改』的我，卻聽不到我真實的心聲！」
非異性戀被視為不道德
澳洲學者Adam Hill的團隊今年4月發表的文章提到，遭受性傾向歧視和欺凌是同志青少年自殺傾向的預測指標。社會心理學者Gregory Herek提出性傾向偏見的概念，意指個人或團體視異性戀為唯一「正統」、「存在」的性傾向，視非異性戀為「次等」、「不存在」的性傾向。學校在課程、輔導系統，甚至校規上，有意識地不承認非異性戀學生的存在，無視其成長需要，或是利用專業權力，認為學生的性傾向「必須改變」，使他們被羞辱、抑壓的情緒埋藏心中，日復一日，在學校感孤立，苦不堪言。
Hill的團隊在一項針對4000多名14至21歲同志青少年的研究發現，曾經遭受性傾向欺凌，參與性傾向改變治療或來自宗教家庭的參加者，自殺風險都較高。美國學者Amy Green的團隊去年1月發表研究，收集了逾2.4萬名13至24歲同志青少年的數據，發現若得到成人和朋輩包容其性傾向，過去一年自殺未遂的機率會降低40%至45%。
我在本地的研究中，邀請了60多名社工深入訪談。有受訪者指在服務或培訓機構中，有社工試圖用宗教價值觀將性傾向的偏見合理化；亦有受訪者指在有關社工專業操守課堂上，講者以宗教價值觀套用到社工實踐上，認為非異性戀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
如同志學生的朋輩或身邊的成人，理解性傾向偏見帶來的精神健康風險，在生活及學校制度上包容接納孩子的性傾向，可令孩子有更大的空間去探索自己。事實上，教師與社工的專業守則應從學生的最大利益出發，如遇上專業與個人宗教價值觀的衝突也很常見，可尋求專業督導，協助自己在面對價值觀衝突的情况下，仍以學生的最佳利益為依歸。教師及學校社工不妨在日常生活中與學生建立關係，聆聽他們的內心掙扎，理解他們能夠肯定自己的喜樂！另外，也可作為橋樑，轉介學生至社區的同志學生支援服務，如小童群益會的同志青少年服務及LGBT+/Ally Paulinians學生支援，使他們得到朋輩互助，減低孤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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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勤（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由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的學者輪流執筆，分享對教育研究、政策和議題的所見所感。www.facebook.com/FEHD.EdUHK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4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