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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點止叩問前程、感情 扶乩透視城市變遷

2021/10/17

(明報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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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道長手握「丁」字形乩筆,在沙盤上畫出抽象文字,每次讀出兩三字,漸組成一首五言詩,這就是信眾所求的答案。在元朗一處清靜地,明善修真學院依然舉行着從古老時代流傳至今的扶乩儀式,乩,卜以問疑也,有人問感情,有人問前程,有人甚至想從中參悟我城未來。不過其實從乩文裏更可探尋香港的過去,保濟丸、黃大仙……原來統統有關?

一•扶乩=神明借乩手賜啟示

記者到訪明善修真學院,壇堂正中央放置呂祖像,呂祖即呂洞賓,在畫中赤腳、手持藥袋。道侶會先向呂祖請示開乩,行禮之後稍息,就會開始為信眾扶乩。問事者會先將所問之事寫在「叩事表」,就像一張表格,寫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將紙半摺遮起所問之事,道侶收集以後逐一喊名,問事者聽名即跪在壇前,叩事表會被放入火中化掉,然後就見道長移動乩筆,讓筆尾突出的尖端在沙盤中畫下線條,道長讀出「海闊」,就有幾名道侶協助,一人通傳,一人寫下,再畫沙盤又讀「天空裏」,如是組成乩文第一句「海闊天空裏」,扶乩可能會讓人想像如問米般,道士會進入失去自我意識的狀態,不過記者所見乩手神情雖嚴肅,但與常態分別不大,有時寫者聽不懂或聽不清,乩手甚至會親自提醒。

過程像求籤 乩手有意識?

扶乩信眾相信,這是神明借道長之手賜下乩文,如這次就是由呂祖弟子陸雨松「降乩」。攝記在旁觀察,形容過程似求籤,不過籤文是即場產生。日本學者志賀市子與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游子安合著新書《道妙鸞通﹕扶乩與香港社會》,記者參加的明善修真學院導賞團亦為新書活動。書中解釋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扶乩儀式有臨場感、即興性,「有讀取當場的氛圍,隨機發出的特點」,而書中亦探討乩手的意識狀態,認為屬於「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行動過程中的意識僅只處輕度或部分的催眠狀態。當人進入這一狀態時,在平時所沒有意識到的處於潛意識下的思考或知識便被喚醒」。

扶乩悠久 非道教獨有

扶乩信仰之古老,許地山曾在《扶箕迷信底研究》上溯至5世紀,當時江南地區流行拜紫姑神,紫姑也被稱為廁神,宋代已有文獻記載有人會用衣服包住箕、帚,又插上筷子或筆令其寫字,這種原本是婦女間的占卜,宋代有了科舉後,逐漸變成讀書郎追捧的熱潮,至明清流行用作考前猜題,這信仰由基層傳到文人階層,許地山稱到了清代是每府每縣都有開壇扶乩。

游子安受訪說,每個宗教都會有神人溝通的方法,不過扶乩卻非道教獨有。他展示《紫靖詞鈔》,是德教紫靖閣派贈的「善書」,收錄108闕乩文,依據宋詞詞牌虞美人、西江月、生查子等寫成,而所請的神不只朱熹、文天祥、王陽明、蘇軾,連包拯都有。「扶乩只是香港道教信眾常用的儀式,有些也會以佛為主神。」而德教源自1939年在潮陽成立的紫香閣,主張「五教同德」,五教包括儒、釋、道,還有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二•亂世思潮 以宗教名義救世

這種宗教大同的觀念,在1920至1930年代的亂世裏興起。在乩文裏可看到時代的印記,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933年12月15日《香港工商日報》的一則乩文,就記載了「天數茫茫不可知。鸞台暫說各生知。世界干戈終爆發。鼠尾牛頭發現時。」游子安說「救世團體」在1911至1949年間發展蓬勃,「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宗教大同可消弭戰爭的思潮。民國初期興起的宗教結社,回應清末以來的災劫變局等社會問題,較著名者如道德學社、同善社、悟善社、萬國道德會、道院紅卍字會,近年學術界稱為『救世團體』(Redemptive Societies),這些團體的共同特點包括綜合多個宗教傳統、以扶鸞救劫為己任、將宗教與慈善活動緊密結合。酒井忠夫指出,宗教團體的核心分子『採納救世的積極立場』,以及『以諸宗教的聯合大同為依據』。道院可以稱為救世團體的代表,道院主內以修道,以靜坐及扶乩為特點;紅卍字會則主外以行慈,推展外慈的救濟活動,是適應新時代具有濃厚慈善救濟性質的宗教結社。自20世紀初興起的救世團體,一直延續至今並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例如道院、天帝教仍然活躍,而一貫道在台灣、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遍設道場」。

三•校名地標選址 由扶乩決定

宗教團體視扶乩為神明指示,於是就以乩文作為行事指引,原來今天香港一些地標選址、學校命名,當初都由扶乩決定。游子安曾編寫《香江顯跡——嗇色園歷史與黃大仙信仰》一書,得知1921年在竹園開壇的嗇色園,嗇色園這三字由道長馮萼聯扶乩而得;後來嗇色園1960年代籌建學校,可立中學的名字亦是扶乩得來,此後可風中學、可蔭護理安老院都用上「可」字。另游子安更在《賓霞叢錄》當中找到一張有趣地圖,這本書記錄了牛池灣的賓霞洞在1932年的創設經過,當時的乩文寫:「程途萬里到來臨,弟子共同發善心。九龍東山牛眠地,相照天然列四金。」所以在這本1949年刊發的書中,就見賓霞洞前名「寶覺精舍」標示在一座「東山廟」前的位置,這座廟今天已消失;而在寶覺精舍不遠處,又見背靠獅子山的「黃大仙」廟,當時地理只見「寶覺精舍」與「黃大仙」背後是重重山巒,前面有啟德飛機場,下方已是維多利亞港,坐落位置顯得一片山明水秀,游子安說很多壇堂昔日都是尋清靜地設立,「基本上都在粉嶺、屯門、大埔,誰知滄海桑田,後來都變成新市鎮了」。

四•呂祖信仰 與中醫發展關係密切

慈善事業除了教育以外,還有醫療。扶乩在歷史上甚至是求得藥方的途徑之一,1890年代出現「黃大仙良方」,更有仔細分男、婦、幼、眼、外五科,而1929年國民政府就禁以乩方治病,但黃大仙祠一直提供「仙方」服務,直到香港政府對中藥作規管才停止,游子安在一個西環的壇堂見過一張告示,昔日求方的信眾可以廉價配藥甚至得到贈藥,可見在不是人人有錢看醫生的年代,宗教團體藉扶乩開方救濟社會,亦令信仰因此更盛行。而為免藥方出事,嗇色園中藥局駐診中醫師就透露,其實「仙方」中「最寒」、「最熱」的都會剔走,故大眾所得的都是藥性溫和的處方。

香港扶乩的壇堂多以呂祖呂洞賓為主神,而呂祖信仰與中國醫藥發展也息息相關,書中亦提及作者留意到,在香港歷史博物館之前的常設展「香港故事」中,有藥房「誠濟堂」的陳列舖,裏面設了個小祭壇「贊化宮」,從對聯文字可推斷是供奉呂祖的祭壇。而原來保濟丸的故事也與呂祖有關。清光緒年間李衆勝堂在佛山開業,佛山市博物館網頁所載保濟丸的緣起,民間也流行秘方來源的傳說,一是說創辦人李兆基(?—1919年)常向貧苦百姓贈茶,遇和尚送他藥方;二是他曾夢見呂祖賜方,就如法製藥,而這些傳說令民眾認為是來自神仙的秘方,也提高了藥丸的知名度,文章認為這些傳說既是宣傳手法,也因符合無暇因小病痛求醫的打工仔需求而暢銷起來。

游子安比較道教與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團體在香港社會開辦善業的步伐,「道教團體起步較後,但仍有其別具特色的重點和方向」。如慈幼工作與嬰孩和兒童福利有關的收容所、育嬰院設立,天主教團體起步較早,如1848年法國聖保祿修會修女來港成立 「聖童之家」以撫養棄嬰;1860年意大利嘉諾撒修會成員在港島建立育嬰堂。道堂慈幼工作主要是辦學育才,較早是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在1928年西環太白臺會址樓下興辦義學。1940年紅卍字會假屏山達德公所辦屏山慈幼院,收容60餘名孤兒培訓謀生技能,1942年結束。1944年淪陷時期糧荒嚴重,龍慶堂創辦兒童工賑院收容近百名貧困的兒童,教以紡紗技術,以工代賑,直至香港重光。

五•香港研究扶乩文化「寶地」

救世團體在動盪時代發展蓬勃,不過1920年代及1949年前後,扶乩在中國內地被禁制得最嚴,「五四運動講科學,對舊信仰有很多否定;而1953年左右,內地政府亦取締了很多『反動』的『會道門』」,游子安說這文化南移的故事,對香港人並不陌生,亦帶動了扶乩在香港1910至1970年代的興盛。他認為扶乩後來漸趨式微的原因,是因為從內地來的重要乩手陸續去世,「加上團體開始規模化,如蓬瀛仙館、嗇色園,收入多了,亦要向政府申請為非牟利團體,也不能寫個原因說因為乩文指引起學校」。而黃大仙祠亦於1970年代中停乩。志賀市子在書中描述她在紫闕玄觀的觀察,其決策也會由扶乩確認眾人商議的結果,不過得出結果與藥方同樣不取極端,當信徒有分歧,乩文會指示重新研究,因為若指引跟從一方結果,會破壞團體凝聚力。而嗇色園在1956年正式開放、1966年成為慈善社團法人,書中稱此後嗇色園亦將扶乩摒除於決策之外,以免引發衝突。

孔聖墨寶 反映都市更迭

台灣多稱扶乩為「扶鸞」,在當地這個信仰活動至今較在香港更普遍為當地人所知,不過游子安形容香港是研究扶乩文化的「寶地」,既因香港仍有壇堂傳承儀式,而且十分多樣,呂祖、蘇軾、包拯以外,不同壇堂乩文所記的神明還有李白、岳飛等,它們的活動記錄亦一直記下城市面貌變遷的痕迹。書中一幀照片來自德輔道西海味街一帶臘味店和珍臘味,和珍1978年遷址,店內四字墨寶「宇內珍品」旁示由孔聖所題,這種既崇道又尊孔的文化,也體現扶乩背後,民眾在信仰中展現的人心:求問神明不拘派別,但求心中所想、嚮往之道能得到回應。

文˙ 曾曉玲

{ 圖 } 馮凱鍵、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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