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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倫理學達人戴遠雄 疫症逼近 如何理解死亡?

2020/4/5

關懷倫理學達人戴遠雄(林靄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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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你在駕駛一列火車,發現軌道前方有五個工人,你想煞車卻發現系統失靈了,此時看見另一條分岔軌道上有一個工人,你會不會把火車扭向這條軌道上?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一級講師戴遠雄試過被學生問,為何講書不講火車難題?

「我說不需要講這些。呼吸機唔夠點分?這些問題是真實發生的,不需要作出一個沒經歷過的假設情境。」

研究歐洲哲學的他曾旅居法國、比利時、捷克等地,以筆名在本報撰文寫過一系列關於法國高中哲學課的文章。

疫情嚴峻,在沒有學生蹤影的大學,隔着口罩的他跟我說起曾經在巴黎的醫院上過哲學課,哲學教授Frédéric Worms與Cynthia Fleury把課室從學校搬到照X光的房間旁,聽課的是醫生與護士。

歐洲哲學家在討論什麼?

當病毒橫掃歐洲,他形容法國知識分子在報章討論疫症的文章「極多」,「作家會寫日記,每天做了什麼、看了什麼、思考了什麼;報紙上會見到哲學家兩大版的文章」。我像他不專心上課的學生,熱切食花生,提及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撰文評論政府的緊急措施影響公眾自由,引來法國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反駁,更嘲諷說這個老友多年前曾勸阻他接受心臟手術,好彩冇聽佢講,不然就沒命活下來,內地傳媒形容歐洲哲學家為疫情「吵翻天」。到底吵得最勁是什麼?戴遠雄說:「這個說法是將問題太簡化,歐盟成員國有二十幾個,官方語言二十幾種,我們以為的『歐洲』並不一定有個共通的語言。」

「真正的大辯論是左右都砌,如一九八九年之後共產主義陣營崩潰,大家點睇這個問題?現在只是在左翼陣營內,二人其實也是朋友。」阿甘本被批評無知離地,但他說需要理解哲學家提出評論的脈絡,「背景是之前意大利政府立了很多奇怪的法例限制遊行示威,又修例令新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可更自由宣揚他們的理念,政府是右至極右,我們要了解阿甘本是針對哪些人」。

國家權力無限膨脹

「State of exception(例外狀態)是他三十年來所說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他首先是在分析國家權力是什麼。政府的權力可以自己命令自己擴張,而沒有人可限制它,因為它已是最高權力。在這緊急狀態下,最能夠體現國家權力是無限膨脹,為何是例外?因為它將自己看成是所有法律的例外,法律不可以限制它,是它決定法律如何限制人民。」不必說得遠,「我個人意見,state of exception是很make sense的概念,你看到香港去年至今的情况,警察踰越權力誰能限制?沒有人能限制,因為它是國家一部分,有什麼合法途徑限制?」

每一個死亡都是被奪去

臉形瘦長的哲學學者穿得簡樸,一見面未正式談,戴遠雄翻出一張白紙再找筆,身上沒有,還特意回辦公室去拿,偶爾寫個哲學家的名字,畫條底線,大概是把白紙當成課室的白板。他教學生思考生與死,功課是學着寫封遺書,學生問,點寫法先攞到A?當初入讀中大哲學,他可是沒想太多後路,他的博士論文寫極權主義與自由。「哲學不止用來拗」,他說,而是把「係咁架啦,有乜好講」的事講下去,多想一點自己的生存狀態。

他沒想過,那醫院裏的哲學課,結束時醫護拍爛手掌。有一門研究,叫做care ethics(關懷倫理學)。法國正行禁閉令,外出跑步都要寫紙說明出街理由,思想家討論isolation與solitude,在家閉關好孤獨,其實疾病都有一種孤獨,「患病的痛是他人無法理解,其他人只可陪伴、關心,這個痛楚會令人『摺向自己』,覺得別人根本都唔明」。倒過來,照顧者之難受,既在看着病者的難受而難受,亦因自己無法分擔這份難受所苦。

呼吸機分配 基於什麼原則?

當九十歲的老人把呼吸機留給年輕人,犧牲自己的生命,這裏就有一個哲學問題。「老人家不要呼吸機,是基於什麼原則分配?可以是效益主義,以救回最多人為主,但效益又未必是以數量定義,可從質量定義。那作為醫生要不要救?可以是康德(Kant),任何一個病人在我手上死亡,都是不應發生的事;西方哲學裏一個很有趣的idea,一個學者叫萊維納斯(Levinas),他有句說話,every death is a murder,每個人的死亡都是被奪去的,病死就是被疾病奪去生命,被車撞就是被意外奪去。」

每日的新聞都在報告死亡數字,「我們大部分時間好少面對自己,到死亡逼近、時間無多時,就是一個契機去想想」。如何理解什麼是死亡?由自由講起。「沙特的存在主義說『我』所做的行動會構成改變,我的自由是優先,我是有自由選擇,沒有事是命定的,服從也是自己選擇,不是被迫的。」但萊維納斯在自由之前,談責任。「他想進一步,不論我選擇服從、反抗,是因為我之前被一些事觸動,可能是他人的痛苦或其他行為,這在很多政治行動都見到。就算是不認識的人,我們對他的死亡都不是無動於中,不是一塊樹葉掉到地上,生命完結便是完結,即使消失都有after effect。」

責任與自由 如何選擇?

「萊維納斯的想法是,我們常常以為自己有自由,可決定做什麼,但想深一層,自由不是最首要,生活的意義不只是享受我們的自由,首先是我們覺得對一些事有責任,這在去年開始的抗爭中看得最清楚,說『我不可只讓同學留在現場,自己走咗去』、『唔可以扮睇唔到』,當覺得不可扮睇唔到,就是覺得有某種責任要行動,或加入、同情他們。他想提出我們必須回應他人的要求,對他人的生命負責,但發現永遠都盡不夠責任。」亦因此,醫生有救不回病人的難受。

這陣子社交平台上互傳的好消息,是博物館開放資源免費盡覽、音樂家錄下無觀眾的表演放在網上共享,「這是為了給匿在家中的人一種援助、支持,這不是考慮自己,是考慮他人」,他平緩的語氣轉為質疑,「但香港政府部門、康文署為文化作出什麼貢獻?香港的大學呢?它們不是牟利了吧?沒那麼多包袱吧?有沒有做?你看到的。」

尊重被照顧人的意願,也可以是海德格(Heidegger)。不只醫院,不少人在家除了多看一場演唱會之外,還與家人的爭執增多:「我在家工作,阿媽卻不停敲門叫我飲湯」、「我叫阿婆不要出街,她死都不聽」……戴遠雄說到care ethics中海德格的看法,不妨都可以參考一下。「平時我們與人的交往,很多時會取代那個人決定自己要做什麼的位置,最明顯是父母取代子女決定做什麼,其實朋友之間都會,說『我知你性格啦,呢樣嘢啱你』,這是取代了他決定想如何過生活。海德格提出我們應該讓出這個位置,讓人決定自己應該如何過生活,也是一種taking care of。」

當社會發生遽變 我們做了什麼?

描述疫症中的隔離(isolation),讓卡繆《鼠疫》近月變得熱門。「卡繆寫的時代與今天不同,那個年代封城真的是斷絕聯繫,現在我們還可以上網,沒有與人接觸的快樂或滿足,但多了上網看電影、外國博物館的畫。」生命不停被各種各樣的事分散注意力,「Distraction是恆久的存在,孤獨難以忍受,就不斷想找事情填滿生活,獲取意義、快樂。」海德格分析悶都有幾種,一件事做到厭是一種,做什麼都覺得不對路的「奄悶」,又是另一種。係時候想想,做人為乜。「法文有個字叫recueillement,即收拾心神集中一件事。原本以為有咩留番拜山先講,終點未到,就無限延遲。」但當死亡的威脅接近,平時「烏下烏下」都會變得是時候想想人生的意義。

平凡與獨裁

他說了一個故事,收在海德格的哲學書註腳中,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一個法官好有錢,在社會上很受尊重,有一日他患了怪病,身體很疼痛,他在想究竟我一生人做的事是否我想做的?托爾斯泰說他所做的是很平凡,但同時很可怕的事。成績幾好,就讀法律做法官,在事業上拼搏,希望獲得更高成就,社會地位晉升。到時到候找個人結婚,妻子生小孩,他覺得好煩不想參與,於是築起一道牆隔開太太與家庭,因為體面的人都不會離婚,也就是說他沒有投入過他的生命。死之前才發現為何我做的事得不到滿足?一生人就是這樣了。」海德格引述「平凡」故事,想說的則是「大部分人都是活在眾人的獨裁之下,沒想過想怎樣活」,大家習慣做什麼,自己就依從。

知識分子的責任

老師曾問他,成績咁好,為何不讀law?我又問他,歐洲研究哲學風氣好得多,為何還回來?這個不說火車實驗的學者,想面對現實。「在社會發生重大的事情時,究竟我們做了什麼去回應?不是關於自己,是回應他人。」這是萊維納斯。「去年十一月衝突,各間大學立刻說要封,做過些什麼讓公眾辯論這件事?不是自認為是知識的堡壘嗎?日日講守護知識的人到哪裏去了?」記得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發生恐襲,他正身處巴黎,「第二日成條街在悼念,我以為是遊行,畫面很震撼。之後一天,我們學校的研究所,有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政治哲學家,跨領域的幾十人,碩士生、博士生、教授、講師聚在一起討論恐襲這件事,有些人批判國家做的事不對,有些人問為何我們的國家會變成這樣,各位老師可否告訴我?這就是知識分子要做的事,但我們做了什麼?」這個問題,他也會自問。他很低調,搜尋新聞,只找到在中大衝突的烽火中那場校友「何草夜話」,除了中大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及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還有他的名字。

在疫症之中的香港人,生活好像只是壞與更壞,沒有盡頭,哲學可有答案?戴遠雄說,他喜歡研究歐洲哲學,是因為「在問這個時代發生什麼事,發生的事有什麼意義,我們如何理解它,它如何改變我們」。哲學家不一定會說出答案,但會提出難答的問題,叩問人的生存處境。「卡繆有句說話我很喜歡,意思是我們不知可否將世界變好,但我們至少阻止這個世界變壞、瓦解。抗疫不知最後會如何,但至少要阻止很壞的事情發生。」

文 // 曾曉玲

圖 // 林靄怡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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