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關注這場社會運動的研究還可以有什麼方向呢？學者梁啟智說「我認識的朋友也是每人行多一步」。公共衛生研究社是由民間自發的研究團隊，與這個組織合作的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博士後研究員余柏康說，關於催淚彈的研究可分4個方向，催淚彈會釋放什麼、人體如何吸收、身體吸入後有何反應，還有像這次調查去了解多少人吸過催淚氣，知道情况有多廣泛。
目前需要深入研究而學術界未有涉及的，余柏康認為其中之一是催淚氣體長期吸入的後遺症。「外國示威可能一星期就完了，然後政府會回應，平時醫學研究吸入的immediate effect（即時反應）是什麼就答得到，但現在香港的運動已持續5個月了。」他提出做追蹤研究估算影響，「如咳或流眼淚，可能5分鐘就會好轉，但有市民說會肚瀉、皮膚敏感、氣管敏感，就是比較中期的影響，這些徵狀殘留多久？會否幾個月後復發的比率比正常高？」他認為至少要跟進半年，而因為催淚氣對人體的影響與吸入的距離及分量亦很有關係，記者是值得研究的對象，他們既是現場合法逗留的群體，亦是「食得最應」的一群。
冇gear又冇say 清潔工要關心
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不諱言，要知道催淚彈對環境的影響，在現場做研究會有困難，因為需要研究者「很機動」，一有事發生就要落場工作。另外民間關心對水質及魚等生物的影響，就要掌握暴露時間、劑量等資料，才可得出科學上可靠的結論。他關注的另一個方向是清潔工缺乏裝備，眼澀及皮膚痕癢等身體不適的情况，「亦應長遠跟進」，「我們十月一日去問，好多都怕怕醜醜，不太敢講，但正正要關心這群冇say的人」。
心理層面也是學者關心的另一個範疇。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陳頴琳主理一項研究，了解記者於社會動盪中的工作壓力及心理狀况，聯同張時健博士、李國芳博士，以及港大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進行，陳教授做過不少與災難後心理健康有關的研究，他說：「其中一個角度是視這場運動為一個災難，大家見到很多不同的畫面、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會帶來心理上的不安，記者見那麼多場面，我們就從心理/精神健康的角度去看前線記者面對的壓力。」
陳教授提及除了以問卷方式研究，亦有以實驗研究的方法。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教授李肇祐就以心理學家所提出「社群的可塑性（group malleability）」這個概念介入，研究身分認同的問題，比如一個人認定一個民族的特性是天生還是由環境塑造，會如何影響他對該族群的態度？他研究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招募本地大學生參與實驗，分兩組閱讀兩篇文章，一篇說族群不文明行為是環境造成，另一篇則說那是該族群的固有特性，再填包括身分認同問題的問卷。他以此研究詰問當政府強調中港「血濃於水」，掩蓋族群間的矛盾，帶來一個僵化的印象，會否反而令香港人無法面對中國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
民調「平民化」 萬人聯署定題目
另邊廂，梁啟智就協助香港民意研究所推行「我們香港人」民意調查計劃，一條題目只要集合超過一萬人聯署，就可將題目加入滾動調查，他說這是將民調開放給大眾參與，「平時的民調是問學術上重要的問題，但就要讓一班人話事，決定應該知道什麼，」而這種方法就可交給民眾由下而上提出問題，回應運動一些需求，如上榜問題包括是否覺得警察濫權嚴重、7．21有否警黑合作，「不是要推向任何一方，而是讓大眾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想什麼，這平台就是在做這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