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訪問背景盡是細細碎碎的鳥聲，九龍公園下午的一切，令人好不愜意。中大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約在這裏，用溫柔聲線說暴力。「學者Jasbir Puar有本著作名為The Right to Maim，maim的意思是令你斷肢。她用以色列政府作為例子，以軍針對巴勒斯坦青年人甚至小孩，不是射殺他們，而是射跛他們。」戰火烽煙，本來遙遠，但不過幾天前，幾步之外的尖沙嘴大街，處處是戰場。
警方10月14日公布，由6月9日至今，示威活動中有2582人被捕，443人被控告；林鄭10月初說希望立《禁蒙面法》具阻嚇作用，特別針對未成年人，透露開學後近四成被捕者未滿18歲。8‧11少女被射爆眼、8‧31地鐵車廂內男子向警員跪地求饒，「示威者被捕之後受盡傷害」，這些情景在她腦中揮之不去。「年輕人不斷受打壓，Right to maim，我也不想承認，但看到這似乎是現正發生的事。」鄭教授稍頓又說，「政府似乎是決意放棄這一代人，他們處理事件的手法是，你唔啱聽咩，走得你咪走囉，唔走得就要聽聽話話。針對的是年輕一代，因為50年不變之後，2047年是他們中年時，社會理論上就是這一群來掌舵」。
制度暴力 蠶食生命
「打死人的數字傳出去，會引起國際社會注意，但傷者是大家不太理的數字，你怎知是傷了手指還是沒有隻腳？沒人會去追究。以色列政府這種旨在terrorize（恐嚇）你，maim年輕人的做法，我看到就覺得，直情好似看到香港政府正在做的事，拉了2000幾人，1/3不足18歲，而控告率是17%，拉你是希望嚇你，讓你知驚，不要出來。」
制度令人慢慢接受死亡
幾個月之前，香港人對暴力的概念總之就是聽別人故事，隔一層玻璃，不痛不癢，不料今日竟然泥足深陷。也談制度暴力，「其中一個提出制度暴力比較出名的是medical anthropologist（醫學人類學家）Paul Farmer，他是做海地的研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海地是一個很多戰亂、很窮困的國家，他看到很多人不單止病，病是有得醫的，但在這過程中，因為階級、種族、資源分配嚴重不均，令一些簡單的病都得不到治療。不是政府斬你、開槍射殺你，但制度上令一批人慢慢接受自己的死亡」。9月她與幾名學者在題為「有形？無形？：以人類學視角看『暴力』」的講座中討論暴力，同系的兼任助理教授、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基提出fast violence和slow violence，暴力分快慢，慢暴力無形不見血，「他做福島的研究，那些輻射是看不見的，其實就在蠶食人的生命、健康、整個環境。我們現在也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沒人量過我們的空氣中有幾多催淚氣」。
代入訪談對象角度 建立信任
初次見面，離遠就能認出鄭詩靈。架一副白框眼鏡，頭髮兩側剷得根根分明，她正在做關於香港尋求政治庇護者及難民的研究，說與研究對象建立信任從不容易，「我個樣又似差婆、入境處職員，大家都覺得好驚，覺得你係madam」。她早在難民生活見到香港的制度暴力，說香港政府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態度，「就是盡量想踢他們走」，保安局將酷刑/免遣返聲請個案數字由2015年約1萬宗減至今年9月不足300宗；香港承認難民數字約0.8%，歐洲是34%。這次運動讓她聽到難民都不禁慨嘆，「現在你可信我們了」，「當下場景觸發他們想起在自己國家經歷過很類似的鎮壓，在他們的心目中，雖然香港的生活很困難，但都一直會說香港是安全的，誰知在幾個月之間，這個地方不再安全。入境處職員沒經歷過任何政治壓迫，無法想像這些事情發生，常覺得他們誇大、揑造故事，所以不信。這些朋友說現在你信了，這真的會發生」。
這個範疇的研究已做了七年，她說人類學所做的，是從當事人的角度看他們如何理解事情。當訪談對象以為你是警察而心生疑慮，如何解釋？「冇得解釋。其實當人懷疑你時，只可從行動說服他們。」她研究韓國美軍基地性工作者時，在美軍基地村進行19個月的研究，「至少用了半年，才令他們覺得信我」。當「人口販賣」成為國際間不少NGO、媒體的熱門詞，大家都認為這些跨國的性工作者是性奴、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搶着要伸張正義，她想去聽這些女性的聲音。「我的研究發現其實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些人覺得性工作沒有問題、有些盡量避開性工作，但是不是想離開韓國回家？絕對不是。他們用了很多錢、時間、努力出國去賺錢改善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不想被人丟回菲律賓，而是想工作環境、勞動條件可以改進，這是只說sex slave不會看到的角度。」
願意聆聽 對家長很難
她明知這個角度「不sexy」，「我們的工作就是去一個comfort zone以外的群體，叫participant observation，跟他們一起做他們的事，希望知道他們如何想，理解到他們的觀點。但『反送中』，我沒可能進到他們的圈子，99%他們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到，所以我的無力感也很強」。人類學者以外，她也是9歲、6歲小孩的媽媽。當林鄭「慈母論」一出，她與一眾母親籌備兩次「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亦參與舉辦「18區媽媽」討論改善兩代溝通的活動。後生仔來得不多，不過她也聽到一些實用意見，「我問他們，父母應該如何做？他們答，第一是希望父母放下自己的架子，真的去聽，不要覺得是你告訴我要做乜做乜，願意去聆聽，這對很多家長都是挑戰」。再者子女要是出外，不要奪命追魂call，「他們驚阿媽好緊張，也會心亂」，不如協定一個時間，若過了鐘還未致電回家，父母自可來電。
「段爸」，不是真的要認校長做老竇
既研究暴力，她對潛藏的權力關係也很敏感，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中大校長段崇智在閉門會面及發出聲明後，獲學生封為「段爸」，毛姨姨又被封為連登契媽。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學生與院長對話，僵持不下時，男生說院長就是阿媽，一度逼問院長，「你有什麼感受？我只想聽你自己的感受。」這些家長形象背後是什麼？「我相信同學不是真的要認校長做老竇，而是想強調他有能力感同身受（have the capacity to empathize），學生重視的是這個，而非父母權威式的愛護。」人類學研究要先與對象建立rapport ── 一種明白對方、能好好溝通的關係。「我不夠膽講我跟年輕人做到，我願意做，只是未做到。」她強調在這場運動之中自己不是研究者，無法到前線，而是「邊陲的參與者」，亦曾主動接觸學生，了解他們遭受的肢體及性暴力，「但他們不是很願意講，認為自己不為錢上前線，不想焦點全在自己身上，以大局為重，不想別人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她說遭受警暴的學生在新聞報道裏作為受害者說出經歷，但私下傾談，她同樣重視聽他們談生活與理想，更完整理解一個人。
動盪中 愛與關顧
她任教的科目中，既有Political Violence and Human Rights，也教Anthropology of Body, Love and Emotions，既談暴力，也談愛情。年輕抗爭者隔着口罩輕吻的照片，觸動無數人，「之後相繼出現很多類似照片，拍下衝衝子的愛情故事。這是動盪裏的其中一盞明燈，以浪漫愛情作為一個符號，代表我們的文明（civility）、愛與互相關顧的能力」，「我相信如果校長當日沒那兩個多小時的閉門會面，真正聆聽學生的經歷和看法，是沒有足夠的empathy（同理心）去寫那封信，真的要放下自己的身段，聆聽明白理解，才可知道他們的看法和感受」。
太子站摺衣紙 感受更多
表與裏、有形與無形，如果願意看，就能掀開表層了解多點。她都曾有幾天到太子站摺衣紙，「我想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一世人冇摺過，她笑自己手拙，但感受亦更深。「我去聽他們說話，有人說祭的是冤魂，燒金銀衣紙是希望他們可以帶多些錢到來生，知道有人錫佢，會放些雞蛋仔、燒肉、魚蛋、寶礦力，日日清，日日補。現場的人有清楚分工，有的負責維持秩序、搬搬抬抬，熟知燒衣紙程序的人又會教如何做，例如黃紙要寫名，讓死者識得收。」但她留意到紙上會寫831，因為拜祭者不知名字。「這是很神奇的社會現象。很多人去上香、燒嘢，因為大家信有人死，但又證明不到。為何會信？因為我們看到警察的濫捕、暴力對待示威者甚至普通市民，沒紀律、沒專業守則地執法，令人們信警察會殺人，在evidence（證據）和belief（信念）之間的空間，就由很多傳言去填補。」
遊行時女兒問的「震撼問題」
制度暴力唔覺唔覺滲進人的生命裏，血腥場面只是讓不公義浮面。她的學生時代，在港大讀社會學，入大學那年正是1989年，還上過「政治科學學會」（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莊，「碰巧那時彭定康突然說要直選，我們當年沒什麼政黨的觀念，又不知道什麼是選舉，跟同學搞了一大堆八九東歐政變的展覽，又去中學講解什麼是政黨」。六四發生前去過百萬人遊行，霎眼回頭，又拖着年幼孩子隨百萬人上街。人類學者通常負責問問題，做人阿媽可就不得不答十萬個為什麼，包括6歲女兒遊行時問的「震撼問題」。一百萬人遊行那次，行到政總，女兒問，「咁林鄭係咪會出來見我哋㗎喇？」「我就諗，大鑊，原來你咁樣諗。我話阿女，佢唔會出來㗎喇。」「點解呀？我哋咁多人。」他們家住太子，組人鏈的時候，有警察從警署俯視情况，阿女問：「警察會唔會射我哋？」「我做阿媽嘅，那刻當然立即說唔會。」阿女再問：「點解唔會呀？」「嗯……因為我們現在是和平集會。那刻都有些怯，因為知道自己說的不是絕對的真相，所以好困難。」
履行作為人的責任
「現在想起來，我遊行時應該答她，林鄭根本不在那裏吧，哈哈哈哈！」說着她放輕鬆，在長椅上抱膝，把正面移向我。鮮明外表像個小小提醒，讓人不時察覺到動聽聲音背後有份烈性子。她提及早前以校友身分出席港大評議會的大會，會上動議林鄭辭去港大校監，以及校方應確保被控的學生得到法律支援。這個場面以英文發言，有人說I love HKU very much，有天回校看到黑衣人在校園內叫喊，「I think that's not intellectual, so please don't bring politics into the university.」她亦回以英語，直接揭開不方便的事實，「We are speaking in English right now because of British colonial history, a very violent history, a very political history」，別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如果你反對（保護學生的）動議，既沒有履行作為社群一份子的責任，更沒有履行作為一個人的責任。
她研究暴力的受害者，總不忘一個人是立體的，也有如常生活的時候。現在更切身體會到了，「做性工作者及難民研究，我也會生氣，但冇咁埋身；看到自己的政府和社會有幾多不公義，都哭了很多次」。抹抹眼淚，再去上課。「在韓國研究時認識的朋友，他們1980年代有份參與民主運動，叫386世代，當時30來歲、1980年代做學生，出生於1960年代。他們很多人坐過牢或逃亡過，說you fight and then you drink，玩完回來再抗爭。民主運動到了這個時候，要維持生活，同時也要抗爭，一樣要去想工作如何做、跟小朋友去游水踩單車，但同時要去想在抗爭中可做些什麼，以及示威者受到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