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所有謀殺方式當中，沒有比一個國家殺害自己人民更駭人的了。而在所有受害者裏，被國家殺害的人是最無助與脆弱的，因為他們最能將生命安全付託的組織變成了殺手。當國家殺人，就是由有權力者計劃的罪行，他們所憑那種冷冰冰的理據與行政效率，跟決定要推行大舉殲滅討厭害蟲的行動並無二致。」
——法醫人類學家Clyde Snow（1928-2014）
Clyde Snow從骨頭找出真相，其妻在訪問中說過，他心中最關心的是人權。
今天街頭上衝突不斷，繼承了Snow人道精神的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Winsome）向大眾傳授「法證攝影」的原則，她強調現時一般智能手機拍攝的照片質素可接受作為呈堂證物，任何市民身處案發現場，只要一機在手，拍下傷者傷勢、事件、現場環境，可有助作為日後訴訟的證據。
最近出版著作《屍骨的餘音》系列第三集的Winsome，不忘Clyde Snow另一句話：「害他的人以為殺人就可以令他以後不能出聲，但我可以用我的專業，令他即使只剩一副骨骼，亦能將他經歷過的事透過我的口告訴別人。你以為你可以滅聲，其實你不能。」還人一個公道，是她工作的使命。但她笑言，「單憑一條頭髮，一顆子彈，一塊碎片，就可以破案？現實中不是這樣的」。電視劇令我們對法醫工作產生很多誤解，其實法證攝影亦不如想像複雜，她認為人人都有能力掌握，「不要什麼悲壯畫面、不要講究美感。我是不懂得攝影的，但拍這些照片完全應付得來」。
1. 手機像素
呈堂相片沒有最低像素要求，絕大部分的手機鏡頭可自動對焦，只要相片不「起格」，則可符合要求。但Winsome提醒，在拍傷口近鏡照片時，不要在手機上手動拉大，這只是放大目標，而非更清晰，應盡量將手機放近拍攝。
2. 傷勢拍攝
身處衝突前線的市民和急救員，發現傷者時可幫忙拍下傷勢。拍攝任何傷口注意要配上比例尺，如未帶備在身，可用其他工具取代，例如與傷口平行放置手機，顯示傷口大小面積。另外每個傷口最少要拍下一組照片，「一張是overall（全身整體）或mid-range（受傷的身體部分，如眼受傷要拍頸以上部分）；再加close-up，有比例與沒比例各拍一張，前者可說明傷口有多大，後者可近看清楚傷口」。針對未能即時顯現的瘀傷，如皮膚泛紅可先拍照記錄，「最好是傷者自己保存一系列的照片，記錄傷口變化，如今天泛紅，明天變紫，然後愈來愈大塊。有時醫院會做這件事，但不能頻密地做，傷者的紀錄能作比較可靠的證供」。
3. 拍攝角度
記錄傷口時，應與傷口呈垂直角度拍攝（圖a），照片基本構圖是將傷口或證物置於中央。背景不可以混亂，避免是染滿血漬的手套，確保清楚呈現傷口，「如果拍呈堂證據，我們會以灰色做背景，因為這最不會吸光和反光」。但身在現場需要「執生」，她以「爆眼少女」的照片為例，無法移動傷者取得較簡單的背景，「可叫傷者盡量控制表情，過大的表情會令肌肉收縮，都會影響拍攝，看看能否讓其忍耐一下」。
4. 環境拍攝
環境講究能齊備所有元素，如現場有三人，照片應先拍下整個畫面，並且顯示出三者的關係，如追與被追，而非單從一個角度出發，如警員眼中逃跑的示威者。理想的法證攝影應補拍多個角度的照片，不過因應現場事態變化得快，只能盡量顧及。新聞照片會考慮氣氛或突出人物而有所取捨，但在法證角度講求清晰明瞭，如一些突顯景深、造成前朦後清效果的照片，前面朦朧身影既擋着事發場景細節，該身影本身亦分辨不出是否警察等特別身分，便是無用的資訊。拍照者在情况許可下，可稍移腳步，盡可能減少遮擋物下，正對着目標拍攝。
5. 後期加工
千萬不可後期加工。Winsome解釋，法庭不會接受任何曾更改名稱、增添濾鏡、壓縮過的相片檔案，若做過手腳，科技人員可輕易查出，一切改動都會令人懷疑是否別有居心，影響照片可信度。另外亦不可裁剪照片，或將一系列照片中間幾張刪去，「例如拍了20張照片，只使用其中一張，其餘的19張照片亦不可刪除。因為照片的名稱是按拍攝順序排列的，如img001至img010。假如刪除一兩張後呈堂，就有可能被質疑為何要刪除其餘照片。不同律師有不同做法，外國有些律師會逐張照片檢查這些資料，有些卻不那麼在意」。
微不足道的錯誤 照片失作證資格
「一張相片足以影響一個判決。」Winsome說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錯誤，都可能令照片被剔除作為證據的資格，故她在案發現場工作時，比例尺只是輕微放歪，都會立刻要求同事調整。她提到外國有案例，正因比例尺出現問題，關鍵照片沒被採納為證據。「有時傷口大小對於推斷所用的兇器有很大作用，例如長而淺的傷口代表兇手用『𠝹』的手法攻擊；短而深的傷口代表兇手用『拮』的手法。如果沒有照片作證據支持，指控或容易被推翻。」
什麼都搜 什麼都拍
法證攝影如何才算拍夠可以收工？她認為難說得準，例如在兇案現場要像偵探查案敏銳地觀察，「假設滅門慘案有十個屍體，有的可能在沙發；有的可能在餐桌，拍的角度已經不一樣。如果那人躺在客廳中央的地上，就要拍得全面；旁邊的花倒了、有一條繩諸如此類都要拍。又如死者頭部有傷，但身體沒受傷的話，試想想，有人來攻擊你的頭，你卻沒以身體阻擋，也很奇怪，亦要拍一張全身來顯示」。拍照與蒐證是同樣的心態，「什麼都搜，什麼都拍，不用理會有沒有作用。因為你拍的當刻未必想到，回去後把所有相片放好在眼前，才知道這張照片可用於解釋這件事，或這件證物可解釋另一件事，所以寧願拍多，不要拍少」。
要任何人一看相片就知發生何事
一般人或許認為不易拿揑什麼該收進畫面，Winsome教路背後只有一個簡單原則，「要任何人、阿豬阿狗都能一看相片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以上所講的步驟看似複雜，但只要心中知道想呈現的信息是什麼，繼而按照這個想法去拍一張照片，就會變得簡單」。她建議一個簡單練習訓練反應，「逛街時可試試想像要拍這樣的相片，如看到有人伏在地上，會用什麼角度去拍」。另外除了拍照，拍片亦能留下紀錄，須注意拍下整個過程，避免中間斷開或剪輯；前線急救員也可簡單用手機錄音，記下處理傷者的資料，「說出日期、時間，第幾名傷者及其傷勢。因為急救員可能並不知道傷者名字，但知道是他今天所救第幾個人。這樣做也是保障日後傷者與急救員口同鼻拗，如傷者認為是急救員處理手法不當令他傷得更重，急救員可提供當時紀錄作證」。
作為法醫人類學家，Winsome具豐富處理外國災難現場的經驗，如二○一七年英國倫敦住宅大廈Grenfell Tower大火等。她說在混亂情况下，負責法證攝影的同事非常忙碌，不時需要她兼任攝影，專業做法會將不同個案的照片各分一張記憶卡儲存，以免混淆。在緊急大型災難中，法醫人類學家亦會被調配到不同崗位，她曾處理一宗墜機事故，在完成傷者鑑定工作後，被派去和航空公司合作聯絡死傷者家屬；整理火災現場時，「清潔時會撿到黑白照，一看就知道一定無法重拍。若相片熏黑了就沒辦法，若裝在相架內，我們會盡量清潔好還給物主，或相架黑了黃了，會幫忙換掉。」她的工作價值觀深受「骨頭界福爾摩斯」Clyde Snow影響，永不介意多做一步，「這是我對『人』最起碼的尊重」。
在動盪的運動裏，法證攝影的價值為何？也是為了呈現真相，「特別是現在我們面對的，不止是本地層面的暴力問題，更是國際層面。由於事後蒐集證據將非常困難，場面亦不會重現，只憑口述的片面之詞，力量始終有限。所以一張相、一段片都是有力的證據」。
文 // 中大《大通報》成員（鄭俊諺、陳鈺琪、楊貝兒、梁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