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七‧一四沙田之役，驟看不如六‧一二血戰金鐘的暴力，可當中的恐怖卻不下夏愨龍和的硝煙和彈頭。
警方雖然沒有出動各式子彈來對付示威者，可是卻在商場的公共空間之內，不分青紅皂白不問老嫩對示威者、消費者和當地居民施以威嚇，並以警棍、胡椒噴劑作驅散，繼而令新城市廣場留下一片凌亂和血迹斑斑，令沙田居民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回憶。
一覺醒來，社區表面安然無恙實則五臟俱焚，百感交集頗有潸然下淚之感。
社會實驗 精心規劃
一九七五年，我伴隨外婆一家七口，從橫頭磡搬入剛落成的瀝源邨第一座，就是依循殖民地政府的social reengineering process，聯同後六七真•暴動的一代人，有幸參與了一個嚴謹設計的社會實驗，在實驗室內得以使用精心規劃的道路和空間，能夠與社會不同階層的居民巧妙地和諧共享於新市鎮的消費、文娛和交通設施。加上一九八○年代初的代議政制，政府以議會吸納壓力團體，再透過非政府組織配合各部門包辦青少年活動，整個社區井井有條治安清平，就連交通意外也排除在連環相扣的elevated podiums之外。
一九七○年代香港工業方興未艾，高等教育尚未普及，階級鴻溝依然明顯，港府透過落戶瀝源邨的《小時候》兄妹，以高明的編導技巧和手法，成功軟銷美麗新世界的願景和幻象。戰後嬰兒潮和X世代毋須操心政治，便能坐享全球一體化兼大陸開放後的free ride。接下來「後過渡期」限售土地的操盤以及外資湧入，引發貨幣供應和流速上升的通脹，竟使福利政策、經濟增長並行不悖。一場發生在沙田的社會實驗，竟由衣衫襤褸的《小時候》，升級到居屋的《晴天雨天孩子天》，鬆化甜蜜猶如棉花糖一般，令人長醉不願醒。
來到二○一九，歷經金融風暴、SARS、雨革失敗的沙田大叔，清楚明白那個橫跨三十年的社會實驗，就如一切童話般離地。然而七‧一四血洗新城市的影像，無不刺痛老沙田的心田，更不無反諷地戳破當下政府的無能，無力再撐前朝的偽精英假和諧的管治方針，結果在代議政制暨社區規劃的示範單位中徹底出醜。
公屋設計 汲暴動教訓
有說七十年代公屋設計，汲取了一九五六年九龍暴動的教訓，早已方便武裝力量運輸、集結和推進，終於來到二○一九得到證實。綜合各方事後分析，其中一批警力便是集結在瀝源社區會堂前的空地（A），然後分批向新城市廣場一帶推進。猶記得《小時候》的日子，家麒與一班同學總會在空地聚會，時而談天，時而踢波跑步，不用擔心非法集結，就算知「奇妙事不斷有」，萬料不到眼前會有防暴警察。更奇妙的是，昔日天真可愛的小童星，陪伴大家度過「晴天雨天」後，順利踏着政府安排的社會上流階梯，長大後竟搖身成為彪悍大將，在好運中心使出「新柏林圍牆」來鎮壓學生，真的要問句「為什麼什麼嘴可笑」。此時此刻，這個沙田大叔，在區內由幼稚園讀到大學，不禁黯然神傷，慨嘆這個鋪排四十年的long con實在是個大笑話。
植根社區 保土護鄉
不過，騙局偶然也會弄假成真。這場社會實驗，核心的內圍就是一九八一年頒布的《地方行政白皮書》，以及隨之而來的區議會選舉。本來隨風飄泊的戰後世代，有幸植根在新市鎮內，慢慢開枝散葉，從屋邨到中小學，昔日同窗成家立室，填海而來的土地竟也培植出鄉土意識。殖民宗主撤退前賜予民主充權，許或徒具形式。然而毗鄰連接的公屋、居屋、私樓，家族朋輩之間就此形成血脈相連或志趣相投的社區聯繫，以至保土護鄉的熱血情誼。七‧一四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大概就是瀝源邨第一座和好運中心的街坊，即時回應沙田鄉事委員會路上的抗爭者，空降垃圾袋、保鮮紙、雨傘甚至膠面盆的場面（B）。當時便跟友人打趣，這是現實版的 Les Misérables 2019。可是，入夜後防暴警察挺進橫壆街，兩旁大廈平台由空降變成空襲（C），那股怒火和齊心，卻是重現《邊緣人》舊式屋邨圍剿匪徒的憤怒，一種不信任制度而自衛自救的團結。更有甚者，無論是沙田中心和好運中心的住客，義正詞嚴捍衛私人物業的產權，或是沙田大會堂前面怒斥警察濫權的銀髮一族（D），在在顯示群眾自治的力量、社區身分的認同、私有產權的確立，也展現了抵抗一切極權的自由意志和精神。代議政制的示範窗口，偏偏在制度崩壞議會失效時，發揮了最耀眼的光輝，甚至燃亮香港未來走向的道路，那恐怕是籌組「沙燕少棒隊」的民政專員也萬料不到，老中青的沙田人居然在沙燕橋旁打出一記亮麗的全壘打。
空降物資 空襲防暴
七‧一四血戰沙田，新城市廣場是主要戰場（E）。警方的圍堵戰術加上封鎖火車站，令到數以千計的示威者撤退無路，及後警員冒進商場，引發連場混戰，固然引來多方責難。商場管理公司的處理手法，更為沙田居民所質疑，斥責其無力保障消費者和過路人的安全，更有「引清兵入關」與警方合謀之嫌。連日來，沙田街坊不斷在商場抗議，要求管理公司解釋，屢次叫喊「SHK = Sell Hong Kong」的口號。現場採訪記者或許大惑不得其解，何以街坊如此齊心，並且義無反顧真身露顏出現。沙田友對新城市廣場又愛又恨，這一切又得從頭說起，回溯過去三十年的發展。
官商合謀 見利忘義
沙田新市鎮的設計理念，源自「衛星城市」的概念，居民日常作息起居都在區內完成，無用前往港九仍能自給自足。這樣的設計理念，配合城門河兩旁連接各屋邨的單車徑，環保地將居民帶到市中心，再轉搭火車出入，達到「花園城市」的效果。然而這種概念，背後是以勞工密集的製造業為前提，建基於工業社會年代講求同質化、規模效益以求降低生產成本的運作模式。於是，市中心的建築高度密集，以天橋連接大廈平台，貫連中央集權式的集體運輸，形成一個百川匯聚流的系統。一旦系統因外來事變化（百貨公司大減價、內地黃金周等），便往往超出負荷，無論是車路以至行人通道都會極度擠塞。七‧一四當日清場的混戰，既因警方部置的考量，也有新城市周遭硬件的承載早已超出正常負荷的因素。
硬件超載 無視街坊需要
回頭再看這樣的城市理念，也成就了官商合謀的濫觴。七八十年代，要在市區近郊開發容納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政府需要壓低社區開發的成本（曾幾何時政府是會盡力量入為出的），而商人則希望得到有形或無形的補貼以減低項目的開發成本。適逢當時香港前途未定，發展新界充滿變數，集商業、零售、住宅、交通、文娛設施於一身的大型綜合發展項目風險尤高，於是造就了政府以低廉地價以及其他優惠條件批出土地。一九八四年落成的新城市廣場，大型日式百貨公司進駐，小康之家物質日益豐富， 配合電氣化鐵路的更新，一個又一個《城市故事》般核心家庭、專業之路紛紛建立在城門河兩旁，告別《香港8X》的手工家庭經營的粗放模式和社會形態。
同樣地，藉着商場帶來的人流、現金流和管理經驗，新城市廣場的發展商也得到升級學習的契機。從七十年代專注工廈、細價樓的發展模式，慢慢建立一套以大型綜合發展項目為核心的商業模式，逐步超越了早期的華資地產商如合和、大昌等，繼而成為所謂四大地產商，而商場的business model更應用到全港各區，以至成為覆蓋全中國的獨立品牌，以資產值計算更一度躋身全球十大。可是，這條範式轉移的路途，卻是踏着沙田居民而來的，沒有當初的都市設計帶來的壟斷地位，也就沒有後來豐厚的資金累積。沙田人的憤怒，也源自地產商的忘本。是的，跟商人談社會責任、社區歸屬，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空」見利忘義的商埠，大概是too simple and sometimes naïve。可是，新城市廣場往昔依靠周邊居民日常消費而起家，到近年的商舖組合一味向北依靠，七‧一四三樓血案現場平常不過是旅客血拼現場，廿四小時開放的公共通道兩旁，某國際知名品牌全球銷售金額最高的零售店舖便位列其中。沙田人的基本需要早已被yield optimization推到最偏遠的角落，或甚擠出商場的版圖，然而卻要忍受擠擁不堪的環境、inflated prices的消遣飲食等negative externalities，老街坊義憤填膺實非無因。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
從八十年代冠絕全球人流的連鎖快餐集團，直到今日，單以停車場收入一個周末已為集團創造以百萬港元計的現金流，便是受惠於港英政府自開埠便採取的tax farmer方針。這種透過地主或商行繳付的地價或利得稅作中介，間接向市民抽稅而壓低直接稅的手法看似無害，實則卻是造成施政向商家傾斜的元兇。回歸後經濟增長非復往昔，民主訴求卻與日俱升，而政制卻大幅倒退回到八十年代，民意無法反映在議會，代議士無權審議法案或制定政府預算，因此無法緩和貧富懸殊，土地應用不均。近日在街頭喊得最響亮的口號之一，自然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其實警棍胡椒催淚的暴力，遠不如沒有人民代表權的政府的暴力，正所謂「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s tyranny.」
也許，世事總有奧妙的安排。七‧一四當晚，沙田大會堂「百步梯」本應播放紀錄片《地厚天高》，對面的商場入口，正是原來的「羅馬廣場」。連日來的抗議，群眾每有聚集廣場之上，正正是在威權面前展現羅馬公民般的自由意志和精神。也許，多年來伴隨沙田友的樂章，最後會「發夢」成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終於會成就歡欣繽紛的大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