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學生一哄而散的空寂校園裏，商場混戰的翌日，暑假的古蹟校舍靜好得如時空跳接。這星期灣仔沒有戒嚴，書展沒如寵物展被粗暴腰斬，「如常」舉行。影評人家明是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的高級講師，這天回到伯大尼校舍備課。記者想起舒琪為家明新作寫的序言，提到成為院長後，因行政手續多年未能為他爭取正式教席，說「其間我一直害怕因此而失掉他」。這句充滿愛情電影色彩的獨白，教人想像這位院長若今天走過陰暗走廊，從門外探看背光的家明專注地讀資料的身影，心裏滋味如何。家明卻無所謂地笑笑，說自己兼任時已很享受，「有咩好得過有份工人哋畀錢你，你可以繼續睇好多電影同資料、諗好多問題？」他補上一句，「這可以是一輩子的」。新書結集他二○○七年以來的一些影評作品，書名中的視聽之「餘」，所指從大銀幕光影折射的這些餘光餘音，他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究竟是什麼？
1. 寫影評 因為「不忿氣」
家明的書桌靠窗，陽光從旁邊的大木窗大把地灑進來。記者以自己的名字打開話題，說起八十年代電視劇《香城浪子》的女主角，家明大呼有趣，馬上在面前兩個並置的電腦屏幕上移動鼠標搜尋，「是莊靜而飾演！首歌都經典啦，梅艷芳首《心債》膾炙人口，咁你真係好影視喎！」記者有點臉紅，反問他充滿書卷氣的名字來由，他笑說的確曾追問父母，「佢哋無咁intellectual，應該不會睇亦舒，純粹因為響亮好聽」。父母也許沒看過亦舒，但在電影作為流行娛樂的八十年代，最喜歡帶兩個兒子上電影院，「我細個住東頭邨，旁邊是新蒲崗的麗宮戲院，專做二輪西片」。票價因映期落後相對廉宜，一般基層都能應付，讓童年家明能一次一次進場，半懂不懂地追看中文字幕，看《星球大戰》、Superman，明星和特技都叫他着迷。
今天若仍有二輪公映，家明一定等不及了。因為在「上完禮拜一就預備禮拜三，上完禮拜三就預備禮拜五」的教務外，他每星期固定給《星期日生活》供稿，洋洋灑灑數千字評論當下新片（《星期日生活》頁十二），新片上映首天他就衝進戲院，看過首映也可能多看一遍，最近寫過的《上流寄生族》就看了三次。星期六的截稿日他整天埋首趕稿，一星期只有周日才能跟兩個女兒行行山。
家明年輕時大概不曾想像將來會對行山如此憧憬，他說自己很無聊，也不好意思提起，中學時期每逢假日都巡視港九各區KPS（金獅影視超特店）分店，無目的地搜索，也會鎖定一些覺得好犀利的導演，像馬田史高西斯。年紀輕輕，怎知什麼是好？他想了想，「喂，其實點解會開始寫影評呢？就是當初睇《電影雙周刊》。我真的不忿氣，頂你個肺大家都睇同一部戲，點解你睇到咁多嘢？」終有一天他的影評正式刊登在雜誌上，但在此前，也發生過一些插曲。
二○一四年，中大博群電影節在圓形廣場播放台灣電影KANO，聯手策劃的家明和周保松都在現場看得血脈沸騰。而原來多年前他早已因對方臉紅耳熱，笑說「有啲過節」。事緣大學時他倆因同住知行樓相識，「佢搞學生報，我寫文給學生報，睇番當然寫得好渣，出了一期，第二期唔出！我好鬼嬲，仲走去搵周保松算帳」。他笑指此事某程度驅使他在外面開始影評之路，當中包括《年青人周報》。雜誌本有固定寫手，家明卻膽粗粗投稿，怎料主編唐生主動約他飲茶，說仰止不寫了，問他有沒有興趣，大二的他就開始以「家明」為筆名，開始每星期在專欄上寫影評。他裝一個打電話的手勢，「開始打去電影公司說我是寫稿的。稿費奀到抽筋，但有好多試片、首映可以睇」。他亦開始跟朋友如小偉在校內搞電影會，鑽研經典，每年電影節都瘋狂追戲，「發現嘩電影世界除了荷李活形式，還有很多種，開始接觸艾慕杜華，咁colourful，咁癲咁喪，可以咁百無禁忌」。
藝術系訓練 以美學角度觀影
家明是中大校友，當年宿舍房間窗外是一覽無遺的吐露港，這位藝術系學生也曾興致勃勃地在書桌上攤開畫紙作畫，但那是為數不多的經驗。藝術系的課他不喜歡就乾脆不上，誇張得偶爾發現功課當天要交，四出問師兄有沒有去年課上畫好的畫可以借他。他更多時間泡在聯合書院圖書館看電影，同學笑他更像主修電影，但回頭看，藝術訓練始終對他的審美有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我覺得最大問題是，坊間好多影評完全不觸及美學層次，純粹講故事啟發、寓意，讀劇本已經可以做評論啦，這有少少虧待了電影這個媒體」。劇本影像化的過程必然牽涉只能在電影才能看見的東西，比如構圖、顏色、線條、比例、剪接，甚至聲音處理，這種敏感令他的評論文字有了着重美藝的特色。
家明說「detail is art」。這裏的「art」指涉的似乎是更寬廣的藝術定義。他認為任何吸引和耐看的往往都是夠仔細，為了避免「穿鑿附會、大吹水、無證據」，盡量在電影文本裏找更多證據。家明評《上流寄生族》的上下篇就透過深探家居的空間佈局闡述分析，記者問他是不是要辨認在戲院摸黑抄寫的歪斜字體，他撿起一支筆快按兩下，筆嘴發出光柱，「我跟工作坊學員講起日本出了支咁嘅筆，老友記唔係講笑喎！學員好好，訂了幾支送給我」。但因為怕滋擾人，他寧可坐在前排，靠銀幕折射的光為手上的筆記本照明，除了筆錄，偶爾更會簡畫構圖。「《上流》我睇第三次時就坐第三排，寫成十頁，因為知道策略，間大屋要搞清楚方位，幾層裏面有什麼出現過、無出現過。」
2.好的電影 令人更明白人
少年家明曾幻想大學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文藝青年，曾為試探圖書管理員，故意問對方「這裏好像有《戰艦波特金》㗎喎？」「點知佢話『《金池塘》咪仲好睇』。那是珍芳達父女演的溫情片，我當時年輕，藐這些戲，心想，我們對話已經完結喇。」今天的他笑說現在又可能幾鍾意，坦白自己有個「罩門」，有關父女親情電影，ok少少就很容易被觸動，「做了老竇，可能更明白人與人的關係和人的限制，知道自己的限制」。而他認為好的電影，其實就是能令人更明白「人」，「好簡單，現在『反送中』，看即時新聞同報紙，太多標籤。但嘗試鑽入一個人的世界，他一定有前因後果」。他說起台灣一九六一年的一宗謀殺案，那是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面對的首宗少年殺人案，「當時報紙全都說那個𡃁仔是太保是飛仔，點教仔可以令一個人咁細個就殺了隔籬班的女仔」。長大後成為導演的楊德昌當年是殺人犯的鄰班同學，「當年是初中生可能不明白，長大才知道根本跟整個國民政權的遷移、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矛盾，甚至與作為青年成長重要啟蒙的電影都有關，暴力的實行，那時有西部片槍戰、劍客片刀劍斬殺」。楊德昌將錯綜複雜的瓜葛編織成四小時長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看完後，你沒法怪那個殺人兇手的，會明白電影的力量，不會咁容易落到不負責任的標籤」。他說，這就是現在主流媒體和藝術之間應該有的差異。
藉電影了解年輕人心態
記者邀約訪問時，家明的電話打不通，後來才知道他當時身處台北。他說起在「台北電影節」上看到的幾部作品，包括智利的《索菲亞的夏天》、南韓的House Of Hummingbird，碰巧都是關於少女成長的迷惘掙扎，「雖然這班少女未成年，但是相當感性和早慧，她們很多事甚至比成年人看得更通透，因為成人太多利益包袱。電影很多時表現這種眼光，不斷提醒我」。而即使身處異地，看的是其他語境的電影，他卻不由地想起香港這個多月來反修例運動的窘境，「建制派對年輕人的仇恨、厭惡，某程度都是兩代矛盾。當然這是很天真的想法——如果他們有機會看到那堆電影，嘗試進入年輕人心態的好電影，會不會對這次運動、年輕人改觀呢？我有這樣的盼望」。
3.亂世中的影迷 不能獨善其身
這年六七月，香港非常動盪，遊行抗爭過後，五項訴求未有一項得到回應，目擊過警察如何在商場圍堵示威者，要重新投入日常生活，可能嗎？記者好奇家明在電影院的空間裏可會感到與現實世界斷裂。就在緊隨六．一二的星期日，家明在專欄開天窗，寫上「林鄭及其黨羽，漠視百萬民意，殘害我們子侄。必須立即撤回惡法，引咎下台」。「那個禮拜，我同黎佩芬（編輯）講，真係無心機，電影已經不重要了。寫咩啫，所有嘢都irrelevant，仲講電影？我說我不寫了好嘛？甚至講以後都不寫了」。
電影院是犯禁場所？
坐到電影院裏，他知道所見的都是政治，「若然說香港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咁其實，也沒有能獨善其身的影迷」。他感慨這些年來，《十年》賣座院商卻主動下架，《地厚天高》因觸及港獨、《消失的檔案》講六七暴動怕引起社會矛盾，都難以公映，統統是無形的自我審查，「電影院本身就應該是犯禁場所，看着銀幕，既公共又私人，勾起你好多潛意識、欲望的投射。最多設一個審查限制，不讓幾多歲以下入場，但什麼都應該可以看到，都可以流通」。他親身體會過香港數十年來得天獨厚的自由土壤，讓他能在麗宮看到那些看似主流，卻在那時大陸觀眾根本無法想像的西片，當中情愛和裸露場面給予他關係和性的啟蒙，而台灣當年因通過「301條款」否定平衡進口，不經本地發行的作品無法進入市場，而家明在香港的KPS卻能盡情搜索喜歡的影碟。這些體驗，讓他生出捍衛的責任。
除了此等對影迷的實際影響，香港電影調節生存的方式也反映政治經濟變化，部分作品描畫了港人的集體情緒。《視聽之餘──香港及華語電影雜感》一書收錄的影評，一方面對焦文本，另一方面亦側寫電影如何因工業型態及政治氣氛影響。書中「奪命金」部分，影評回應香港導演在中港合拍片中「被收編」的批評，寫一些資深導演如何乘着浪潮，例如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如何在這種機制下利用更多資源實踐自己的風格；而「本地蛋」則寫及一些「留下來」的年輕導演如何尋找適合本土口味的出路，家明說，例如《哪一天我們會飛》和《翠絲》都不約而同有一個未及長大已經死去的角色，永遠停留在最美好的時光，反映一種緬懷的情緒，這與後九七懷疑「五十年不變」的焦慮已明顯不同。
4.在電影中看到希望
筆耕多年，家明始終很懷疑自己有沒有讀者，說多年來只收過一次來信，內容針對他對《海角七號》的評論，說他太年輕所以不懂。他笑說自從專欄需要付費才能讀，令他寫得更安心。讀者面目模糊，用力投擲似乎擲向虛空，在這樣壞的年代，談電影對他還有什麼意義？他說好的電影讓他在絕望中仍能看見一線希望，「看完《天水圍日與夜》行出戲院，嘩這個世界靚咗。人的美善，關懷、情感。睇到我喊，覺得有些東西還是值得的，對人還是相信的。當作品在你身上體現了影響，對世界有些改觀，你都希望透過它影響其他人，發現藝術有這種力量，自己的文字又可不可以做到呢？」
給當下的香港人介紹一部電影，會怎樣選擇？他低頭想了好一會，「一部九十年代的電影，叫《土地與自由》」。電影講述一九三○年代在一個英國城市生活的年輕人，因為聽到西班牙正在打一場對抗獨裁者佛朗哥的正義之戰，主動加入本與其完全無關的戰爭。戲中一幕講到西班牙某地後來被民眾佔領，他們開會討論土地改革，彼此間出現許多矛盾，最後自由派因四分五裂而敗仗。家明覺得這幕與雨傘運動非常相似。而電影的開頭，一個年輕女生召救護車送她爺爺到醫院，爺爺卻在途中死去。她回家從櫃裏翻出舊物，包括爺爺一九六○年代到西班牙打內戰的日記、一條革命的紅巾和一把泥土。爺爺就是那個去打仗的年輕人。孫女將日記一頁頁翻看，才明白爺爺年輕時是一名激進分子，有抱負有理想。
面對荒謬現實 調侃是哲學
家明說，最精彩是最後一幕，「孫女在阿爺的葬禮上，將那把西班牙的泥土放到墓穴裏。這個孫女本身打扮好潮，明白了這個阿爺，這個革命的種子有機會變成一種傳承。這個孫女在乎啊！看到爺爺再不是個廢老」。當下的香港也許教人絕望，家明在空曠的辦公室裏大呼一聲：「但你信人啊！信信念啊！」「有些東西阿爺死時都不會知道，但不知道種子一直可以發芽下去。」回應影院外的現實，家明形容自己的寫作風格是「調侃」，「對住香港咁多荒謬現實的時候，你沒辦法跟現實硬碰嘛，唯有是一種顛覆、一種挖苦。調侃都是生活態度，或者一種創作手段，甚至一種哲學」。「不過有時我都嫌自己文章囉嗦，水蛇春咁長，邊個睇你丫。」擱筆之際，記者深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