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抱歉，在百年後的今天仍是太大膽。」還記得維也納旅遊局的廣告如何令人拍爛手掌嗎？去年適逢奧地利兩大藝術巨匠克林姆（Gustav Klimt）及席勒（Egon Schiele）逝世百年，當局把席勒的裸體畫作印在展覽宣傳海報上，卻被倫敦地鐵站以「引起不安」的理由拒之門外，打格仔也不行，最後出動上面一句遮住敏感部位才過關，高招一出贏盡讚美聲。
來到今年三月底舉行的香港Art Basel，倫敦有畫廊將席勒四十多件作品帶入展場，賣場上這位表現主義畫家的畫作可是寵兒。香港觀眾不管進不進場，都可在此觀賞幾幅先睹為快。想像一下若在香港發生相同的事，會不會只有風景畫進得了地鐵廣告箱？
傲氣 名留藝術史的預言
「戰爭已經完結，我也得走了。我的畫將掛在全世界的博物館裏。」席勒幾句遺言既展現了他的傲氣，亦是對自己將名留藝術史的預言。說是大師，席勒的一生（1890-1918）其實只有短短二十八年時光，沒有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而是被當時橫掃歐洲、殺傷力亦相當巨大的西班牙流感奪去生命，死期只比懷六個月身孕的妻子Edith遲了三天，但圍繞他的爭議由生前直至一百年後，依然未休。
克林姆 改變席勒一生
露出緋紅陰部，眼神姿態流露性慾，是席勒畫筆下女性其中一個典型的形象。Richard Nagy畫廊今次將一批作品運到香港，包括畫家自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創作的油畫、水彩畫等，在Art Basel展攤作「回顧展覽」，畫廊老闆Nagy說，作品來自維也納、倫敦、日內瓦、紐約、洛杉磯、悉尼及香港的私人收藏，當中亦有同類作品。但原來一開始，席勒喜歡畫的是火車。父親是維也納以西一個小鎮Tulln鐵路車站的主管，也相當順理成章，其母甚至說兒子十八個月大就懂得畫畫。在父親因病逝世後一年多，席勒憑驕人天賦以十六歲之齡進了維也納美術學院，比所有同學都年輕。
一九○七年確是席勒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起點，那年他認識了克林姆。「我有天分嗎？」與美術學院格格不入、最終退學的席勒曾這樣問克林姆，「有，太多了。」多番提攜席勒的克林姆，是與學院派決裂的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創立者之一，宣言為「時代應得的藝術、藝術應得的自由」（To each age its art, to art its freedom），後面一句也作為hashtag印在維也納旅遊局廣告上。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那個時代，到底需要怎樣的藝術？在克林姆與十八個藝術家及建築師退出維也納美術學院不久，翻開二十世紀序章的，是佛洛伊德巨著《夢的解析》，「我若撼動不了上天，就攪動地獄」，地獄也許就在人心幽微處。Art Since 1900一書解釋：「根據這劃時代的著作，夢是一個猜字遊戲，由圖像呈現不完整的故事，隱秘的願望掙扎着想被表達出來，內在審查卻掙扎着想壓下去。而這種衝突常見於克林姆、席勒、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最挑動人神經的畫作中。」
黑歷史 被判「不道德」入獄
席勒曾經質問世界：「大人是不是都忘記了做小孩的時候，性衝動被喚起時有多墮落？忘記了還是小孩時，如何因可怕的激情燃起而受盡折磨？我倒是忘不了自己為此飽歷痛苦，也相信人一感受到性慾，必定會遭受性的折磨。」這是他在獄中寫的書信，很多人認為坐牢那段日子是席勒的黑歷史。他邂逅繆斯Wally Neuzil那年，她只有十六七歲，二人住在席勒母親的故鄉，但席勒很快就因為邀年輕女孩當裸體模特兒作畫，又帶着一個與他無名無分的少女，而被鎮上居民趕走。搬到Neulengbach小鎮後，席勒依然故我，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因涉綁架及強姦一名十三歲女孩被捕，雖然法院沒定他這兩條罪，仍因女孩看過他工作室掛着的裸體畫，席勒被判「不道德」入獄二十四日，更有畫作被燒毀。幾年後席勒還是離開了Wally，與Edith結婚，Edith死於流感後，席勒仍把握生命最後三天為妻子畫像。
裸體畫 展示人類情緒原始一面
維也納旅遊局二○一七年巧妙地將席勒的裸體畫帶到博物館以外的公眾地方，一九八○年代起買賣其作品的畫廊老闆Nagy都讚做法聰明。作品百年後還是太大膽？他說：「席勒一些更明顯表露性愛的作品無疑仍具能帶來衝擊的價值。其作品的力量部分源於他所描繪的人類境况，當代人也感受得到；他展示了人的情緒非常原始那一面，這是所有人都能感通到的」，「說不定社會上的年輕一輩，遠比上了年紀較保守的一群更能接受他的作品」。
性侵指控 要告知觀眾？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關於席勒的爭議可不僅僅是一百年前的舊聞。去年一月《紐約時報》一篇文章向博物館發問，當展出畢加索及席勒等藝術家的作品時，應否告知觀眾他們曾涉性騷擾或性侵指控？文章觸發一名女行為藝術家到紐約的博物館，近乎裸體站在畢加索畫作前抗議。隨後波士頓美術館（MFA Boston）舉行克林姆及席勒作品展時，館方特意在牆上貼出文字說明，「最近在討論今昔性行為不檢的藝術家之中，席勒亦被提起，這是由於他曾被控綁架及性騷擾（最終因沒有證據撤控）」，又形容他為「一直以來都被視為身處社會邊緣的越界者」。
有報道說這是近年#MeToo浪潮下出現的反思，也有說這是一種對百年前藝術家的「清算」。#MeToo運動以外，加上性／別小眾權益愈受關注，畫作有趣地出現截然不同的正反解讀。有人認為畫作是將女體置於男性凝視（male gaze）之下，Nagy倒有一套看法：「席勒直接挑戰當時社會規範容讓弱勢被剝削的虛偽，並暴露在作品中，他對裸女的描繪與細察，跟他觀察及刻劃自己的裸體是一致的。」自畫像《裸體男孩》（Nude Boy, 1911）的線條突兀硬倔，四肢不自然地往外伸張、露出陽具、眼神驚恐，似在逼人直視自己內心的陰暗面。Nagy另以席勒一九一○年一幅躺下不見臉的自畫像為例，「充滿了對存在的焦慮」，至《裸體男孩》表達極大張力，然後是一九一八年《穿綠色長襪的裸體》，「這批畫作展示他一路的發展，由早期表現主義作品裏的焦慮，到更從容接受女性的性慾。」
跳出男性凝視 賦予女性權力
卻也有人分析，席勒極度男性化（hypermasculine）的自畫像，其實暗藏對性別身分的質疑。如何解讀席勒畫中的裸體？Nagy認為還是要回到畫家身處百年前的社會風俗來理解：「當時社會以雙重標準來判別男與女的行為何謂正常，已婚的男人可以公然拖着情婦，女人卻要緊守一夫一妻之誓。藝術裏對裸女的描繪普遍都是為男性凝視，席勒打破了既定框架，我會說他是向年輕女性賦權，展露她們的自信與自由。」雖然席勒的確是自信到可說是自戀的畫家，他曾寫信給母親說：「你能生下我這樣的孩子，想必是極開心吧？」又會自畫成聖人模樣，但他筆下還有獄中所畫、裹在毛氈中承受痛苦的自己；姿勢似在自慰、眼神迷茫的自畫像；亦有如旅遊局廣告中昂然站立、正面展露裸體的女人，以及兩名女子在做愛的情景。Nagy說：「他並沒有要控制所畫年輕女人的個人欲望，明顯希望觀察擺脫了社會習俗的她們。他感到跟自己所畫的許多模特兒一樣，都是被社會拋棄的人。」他總結：「席勒能與今天的大眾呼應，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都是因為他明白及描繪出女性在其性別中，擁有那根本的自由。」
文//曾曉玲
圖 // Richard Nagy Ltd.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