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文大學早前舉辦一場研討會，主題是「從經典閱讀認識填海」，請來研究土地、氣候、經濟學的專家，席上還有「好青年荼毒室」成員嚴振邦。從哲學經典《理想國》與《社會契約論》的綱要出發，在各自專業範疇提供更多有關填海的「真相」。我們何妨倒過來，從填海議題認識經典哲學作品？重讀經典，讓哲人的理論開啟我們閱讀世界的另一種目光，讓身處不同年代的人，懂得睿智冷靜地面對世界。
困洞穴朝壁 以為世界得咁大
柏拉圖《理想國》中，有個洞穴的比喻──在洞穴裏，人們一直被鎖上腳鐐手銬，只能面朝岩壁。岩壁上的投影是來自這班人身後所發生的事物，他們看不見實物，只看見影子。一天，其中一人被釋放，轉過頭來，看見朝壁人身後發生的事，明白影子其來有自，走出洞穴，發現世界萬物，震撼不已。他回到洞穴裏，告訴同伴所見到的，卻被笑指瘋癲。
想像我們就是那些被鎖上的人，如果從來只見過影子，或許也會深信眼前所見就是世界的全部。無論教科書上，還是政府官員發言中，我們知道香港「地少人多」、「山多平地少」，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在研討會上問在場的人，誰住九龍，誰住港島，結果住在九龍和港島的人佔了全場大多數。「住九龍的人，在生活層面上，會感到香港不夠土地，但九龍面積只佔了全港4.2%。居住港島的人，有同樣感覺也很正常，因為港島只佔香港面積7.3%。兩者加起來只有11.5%。所以居住市區的人，聽到政府說土地不足，相信政府所言亦不出奇，也是生活實際體驗，不過香港不是只有這11.5%的土地」。
理型世界是什麼？
《理想國》否定經驗世界中掌握真相的可能，主張要求真就要擺脫經驗世界的迷惑。「你見過林林總總的樹，它們各有不同，為什麼你能確定那些都是樹？」好青年荼毒室成員嚴振邦解釋柏拉圖對「真」的理解，指柏拉圖認為知識永垂不朽，「如果本身是樹，為什麼有天會化為塵土，變成不是樹呢？柏拉圖的想法是，最真實存在的樹，不是肉眼看到的任何一棵樹，真正的樹是『樹』這個idea（理型）。現實世界的樹所以是樹，因為它們與這個idea相似」。而這些理型才是有價值，知識層面若落在經驗世界，世界會流變，這些知識是不可靠的，所以理型獨立於經驗世界，不在時間裏，甚至不在人的腦裏，「在腦裏也可能會忘記，或者改變，柏拉圖認為它們是存在於一個抽象的『理型世界』，經驗世界只是『理型世界』的複製，是次一等的」。他說，洞穴的比喻中，影子就是我們經驗世界見到的事物，事物的真相在人們背後，但人們不接受事物的真相，因為整輩子所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影子。
如何理解「真」？ 擴闊對「知識」理解
《理想國》討論的是一個理想的國家應該如何管治，過程需要透過求真，因為掌握不到世界事實如何，就會做出錯誤的決定，所以才展開對「真」的討論。嚴振邦說自己不相信有「理型世界」存在，但他反問，在面對當下社會事件時，我們還可以如何以這部經典的理論，開啟怎樣的討論？他認為：「要擴闊對『知識』的理解，『知識』不僅僅是描述性的東西。『好』或『不好』，『對』或『不對』，柏拉圖認為不止是opinion（意見），各自都有絕對的理型，但今天就算我們覺得沒那麼絕對，也不是所有意見都講得通，有些說法自相矛盾，有些假設達不到所說效果。」
「去想『對不對』，起碼有兩個層次，第一是你訂出目標，是不是真的能達到這個目標？做到與做不到都要講理由。第二是就算不理手段，例如透過填海達到那目標，那目標是不是本質上有價值或者值得追求？這並非純立場，是可以討論的，人如何生活好一點呢？」嚴振邦解釋。
填海 不完全對應房屋供應
伍美琴在投影片上列出統計數字，標題是「Are we short of land？」（我們是否缺地？），「香港建成範圍大約有27,000公頃，即約四分之一；另約52,000公頃屬郊野公園、米埔等受保護地帶，即約五成。用全港面積減去這兩項，應該起碼還有四分之一土地可以用」。
會上本土研究社成員劉海龍亦對填海造地提出質疑，指政府常搬出許多人居住環境惡劣形容填海迫在眉睫，「但填海又是否處理到房屋問題？」他引述政府數據，指填海其實有很多不同用途，包括康樂休閒和科研等，不盡然完全對應房屋供應。在公屋長大的他質疑「置業階梯」的假設，「住緊劏房、輪候公屋的人，需要的是買樓還是在較穩定的租用市場租樓？香港有個梯級，認為人們只要從公屋上到居屋，就可騰出位置，但其實很多住公屋的人不想走，公屋正正是一個生活模式：不需要畀咁大嚿錢，你的人生自由很多」。
好聽的說話 要抱懷疑態度
嚴振邦認為即使不相信「理型世界」的存在，假設只有「經驗世界」，柏拉圖《理想國》始終能帶來一些啟示，「我們要經常懷疑很吸引的說話，嘗試用理性想清楚有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結論，才更有效幫助我們找到真相，即使是關於經驗世界的真相。就是我們都有責任去考慮所有證據」。
按公共意志行事 政府有否履行？
怎樣才對社會的整體利益最好，盧梭在《社會契約論》提到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的概念，為免人人生活在「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人會願意將自己擁有的部分權利交出，容許被某些人決定某些事，限制一點自由，以換取保障，當給出這樣的認可去成立政府，政府就有權行使一些權利，達成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盧梭認為人民授權的政府是按公共意志行事，做對人民好的事，就有權管治」。
研討會上許多講者質疑填海方案並非顧全社會整體利益，不是按公共意志行事，例如在土地大辯論報告公布前，「明日大嶼」卻橫空出台，之前大費周章的公眾諮詢形同虛設。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認為在海中央建設人工島是逆勢而行，「世界氣候變化，水位上升，聯合國稱本世紀末水位上升0.7米，那只是平均數，美國政府部門估計會升高1.4米，到2200年更上升5.1米！」他認為與其在海中心，更應在「斜坡高少少」開始建設，「人工島食正東南湧浪，打風又會上升二點幾米」。林超英無法理解政府要製造本來不存在的風險讓人民承受，亦很懷疑在沒有歷史和文化背景的海中心突建社群，將會製造另一個更大型的悲情城市，質疑這是否社會的公共意志。
重讀經典 延伸框架思考問題
研討會選擇《理想國》與《社會契約論》，雖未必直接對應填海問題，卻能帶來一些洞見，就如討論《社會契約論》時，嚴振邦提問，按盧梭所說，政府只需要按公共意志行事，江豚沒有足夠成熟的意志，簽不到契約，是不是就完全不用考慮？他認為可以延伸盧梭的框架思考問題，「有沒有機會是，形成公共意志時，都要考慮無份簽但也會受影響例如其他動物？盧梭沒有提及，但沒有排除，那個年代沒那麼先進。人權都沒有啦，未發展到動物權，但他的框架是否能承受這些內容」？
常有人質疑哲學討論離地，我們知道什麼是「真」、何謂理想的狀態又如何？「我覺得世界的改變是很緩慢，改變愈根本的就愈慢。表面的事很容易改，明年出新手機型號你可能轉機，但概念很難改。」但他堅信世界和觀念的改變不是貿然發生，「我們可以說服到人，新一代慢慢會變，雖然慢，但一變就天翻地覆。比如羅爾斯《正義論》的意見慢慢改變了很多美國的福利政策，以前人們不明白福利和人權的價值和意義」。他知道每代人未必見到自己那一代努力的成果，「我們這一代很多人很接受同性戀，但五六十年代有多少人想像到，今天有那麼多國家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