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說起考古,大家聯想到什麼?是神秘墓穴鬼古,抑或《盜墓者羅拉》?「我沒在遺址遇上靈異事件;至於盜墓,更多是因為經濟不景,墓葬附近的居民為了維持生計,鋌而走險的選擇。」以考古為專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歷史系助理教授的林永昌如是說。
80後的林永昌在澳門出生及長大,他對歷史產生興趣,始於一個電台節目。「小學時很喜歡收聽《香港老花鏡》,主持吳昊是一個掌故專家,他講古的方式引人入勝,令我記憶猶新。」而父親亦是他的啟蒙者。「爸爸買來好些中國名著連環圖,本本厚如字典,例如《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反正在家無聊,林永昌把它們翻了又翻,培養出閱讀的習慣。
父親鼓勵「走愈遠愈好」 北上圓夢
高中畢業,成績不俗的林永昌,在大學選科時遇上人生交叉點。「論成績,我的會計比歷史好。當時想法是,自己的興趣在歷史,始終想選些相關的科目。」後來,他從同校師姐得知北京大學開設考古專業,發現這是一個既能遵從個人興趣,而又「實用」的選擇。
20年前,資訊流通遠不如今天方便,林永昌甚至特意拜託師姐郵寄課程資料給他。「當時覺得讀考古幾好玩,除了研究歷史文獻,還有科技分析、博物館導論等培訓技術的科目。」再加上父親鼓勵他「走得愈遠愈好」,在收到錄取通知後,林永昌毅然北上,實踐他對歷史的理想。
「在中學,歷史科是按文本敘事,提供既有判斷或結論。在大學,我明白到要了解歷史,需要知道事件的前因後果;文本記載的,或許是其中一種合理解釋,卻非唯一。」林永昌道。
林永昌隻身在外讀書,不免遇上文化衝突。「說出來有點嚇人,當時老師不提供筆記,期末考核就是整整兩小時閉卷考試,還要全是考古名詞解釋和問答題,例如『試論述殷墟的背景及其考古意義』。」他笑道,那時手提電腦及互聯網仍屬奢侈品,「也沒智能手機,難以隨時錄音或拍照」。
在堂上,普通話不靈光的林永昌只好一邊聽課,一邊手抄重點,然後到圖書館尋找參考書完善筆記;對於這種「述而不作」的學習模式,他認為「適應了就好」。唯一娛樂,便是參加大學的「文物愛好者協會」,和同學組織講座和導賞團,帶着其他對歷史有興趣的同學,參觀北京附近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例如北京猿人遺址周口店。
「現在,我常用訓練獵人的比喻,跟學生解說學士、碩士和博士的不同。」學士畢業,就是初階獵人在資深獵人的指導之下,在森林某處已知的地點,將死兔子找回來。而那4年時間,僅夠林永昌掌握基礎的知識和技巧,對考古有一個概括的了解。
那麼碩士階段呢?「獵人要學懂自己捕捉活生生的兔子。當然,老師會幫助學生,判斷牠藏身在森林何處。」林永昌當年捉的「兔子」,便是整理在東周晉國(現山西省)的墓葬及隨葬物品資料,建立電子數據庫,並做統計分析。「考古學需要的技能廣泛,數據分析是其中一樣。」
博物館實習 決投身學術之路
在機緣巧合下,林永昌成為實習生,參與成立澳門「路氹歷史館」前期工作,協助博物館方發掘遺址、文物普查以及做田野調查等。「遺址是一處19世紀建成的地下石室,剛巧在某間馳名豬扒包食店的隔鄰。」夏日炎炎,工地風塵四起,「沒有冷氣,風扇亦只能放在地面散散熱氣」。想像得到,地牢裏有多悶熱侷促,林永昌一邊嗅着燒烤豬扒的香氣,一邊拿着泥鏟耙子發掘。「渾身汗味和肉味當然有點狼狽,但我覺得好好玩。」
林永昌還負責為廟宇裏的神像或古董舊物繪圖及拍照,方便館方存檔記錄;他亦走訪當時居於路環鄉郊的村民,以及昔日從事手工業的老師傅。1950、60年代,炮竹業是澳門重要手工業之一,為大量基層家庭提供就業機會。「我們從炮竹廠收集不同款式包裝紙和閒置不用的工具,老師傅更分享如何混合火藥製炮竹。當時工廠將部分生產程序外判,例如『鑿炮』(將藥引插入炮竹),招聘童工在家完成掙取外快。」兩年實習經驗,令林永昌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和專長,決定投身學術研究之路。2008年,他獲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取錄收讀博士,繼續考古「狩獵」之路。
博士級的挑戰當然更大,這趟林永昌研究的,跟冶金鑄鐵有關。藉着學術交流之便,他額外在麻省理工學院修讀為期一年的「冶金學」課程,學會如何分析金屬器物。為了確認研究方向是否可行,他曾待在中國河南一個月,游走不同遺址「踩點」(視察工作地點理解情况)。「根據文獻和出土紀錄,那裏是相關資源最豐富的省份。」結果卻無功而返,找不到合適的地點。
正當茫無頭緒之際,林永昌從北大教師處打聽到陝西楊陵正在發掘漢代墓地,於是立即聯繫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多得一名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記起曾在遺址附近發現『煉渣』(堆棄鑄鐵廢置物料地方),之後證實該處曾是一個鐵器作坊,正適合我的研究之用。」在考古隊內,除考古學家負責籌劃整個項目外,更少不得一批在現場發掘的技術人員。「他們很多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村民,熟悉當地的環境和人事,作用舉足輕重。」
發掘遺址 與社區建立關係
發掘工作不免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如何跟他們協調和建立關係,也是考古隊的重要工作之一。「處理得不好,或會招來居民排擠和敵視,處理得宜,卻可以是發展社區經濟的契機。」
「居民天天在那裏生活,考古隊作為外來者,理當讓他們了解發掘遺址的目的和意義。」林永昌提到,近年考古學的發展趨勢,更着重計劃如何在社區持續發展,讓公眾接受及參與其中。「這是文化遺產保育和傳承。他們愈了解考古工作,對地方的歸屬感亦愈高。」他曾在南美洲秘魯參與發掘項目;為了提高透明度,考古隊特意聯繫當地學校,組織學生參觀遺址,了解考古日常工作。此外亦製造就業機會,招聘大量村民為技術人員,稍稍緩解當地盜墓猖獗的問題。
「當地經濟差、失業率高企,不少窮人走投無路,為求生計而淪為小偷,在墓地偷取值錢東西轉售黑市市場;但其實這群技術人員不但發掘經驗豐富,複製手藝更是一絕。」他們仿製出土陶器上的圖畫,製成工藝品出售,由於造工精細,深受遊客歡迎。「一件工藝品售價過百美元,他們憑手藝得以養活家庭,不但毋須走回偷竊舊路,更是對個人價值的肯定。」
在考古所幫忙下,林永昌在2011年開展研究工作。趁着暑假,他上午留守整理基地,將出土所得分門別類;下午則跟兩名技工一起在煉渣堆發掘。然後像偵探尋找線索一般,林永昌從四五十箱出土文物中,整理500多件較為像樣的生產工具,再從中挑選近300件樣本送交實驗室作科技分析,最後才成為可用的研究材料,並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從系統分析漢代關中地區的鐵器作坊,討論漢代的商品經濟與鐵器工業生產。
留美7年,林永昌一邊完成博士課程,一邊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工作着眼將資料「化零為整」,補充文獻缺失的部分,尋找現象背後的真相;教學工作則講究怎樣有效傳遞信息,讓更多人獲得知識。他這位「獵人」,已具備足夠能力和經驗捕捉兔子,亦開始傳授技藝,培訓新進獵人。他現時在中大人類學系和歷史系任教相關課程,啟發學生對考古的興趣。「努力在課程設計上更多元互動,為學生找到實習機會,參與發掘,或累積些博物館學的經驗。」林永昌說。
■給香港的話
「不要低估考古在現實的價值和意義;它是一面觀照的鏡子,讓人能夠『想像過去、創造未來』。」
■Profile
林永昌
80後澳門人,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專業)歷史學學士及碩士,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