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環一直是香港法治重心地，除了律師樓林立，多條街道都和香港法治歷史有淵源，例如堅道以香港第一位總裁判司威廉堅命名，奧卑利街就和英國倫敦高等法院所在地同名，而港大法律學院原來在前堅道高級警官宿舍開始辦課。
今次趁着港大法律學院成立50周年，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陳智遠（Paul）帶大家一起行中西區認識法律教育與司法制度演變。
地點一‧港大法律學院 奧卑利街街牌
星期四下午原定記者行一轉導賞團，可惜天公不作美，改為安坐港大一個小型模擬法庭，先上一課。法庭門外白牆上有一塊奧卑利街街牌，Paul說20年前他在港大法律學院讀書時這個街牌已經存在，來源已無法考究，但他笑言「不過我們讀法律，是不會做違法的事」。街牌旁邊則貼有第一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的相片，李國能在2014年向港大捐出了3套大狀法官袍，包括他回歸前做御用大律師（現稱資深大律師）的袍，假髮較長，襯衫雙袖有絲質喱士，現在放在法律圖書館展覽。「你見到律師出庭時有時拿着一個布袋，上面印有名字的英文縮寫，其實是裝假髮的。有時布袋是藍色，有時是紅色，其中紅色是師父覺得徒弟表現優秀先會相贈的禮物，有肯定的意思。」
地點二‧堅道154號 警察宿舍做課室
早在60年代社會便有人提出開辦法律學院，事緣戰後香港大眾需要處理物業和土地問題，但法律人才嚴重不足。不過，政府不希望有長期財政負擔，因此想出一個中間方法——校外法律課程，讓學生半工讀，畢業可獲倫敦大學學位。當時80多個學生中，合格率不足兩成，「法律好難的，用公餘時間去學並不容易」。因為試辦課程成效不佳，最終在本地知名大律師余叔韶和兩大律師公會推動下，在1968年拍板讓港大創立法律學院。
不過，只有媒體專場可以參觀港大法律學院，公眾導賞團由堅道154至158號開始。港大法律學院在1969年借用這裏的前身高級警察宿舍做課室，第一屆收生40，學費1115元。Paul直言當時的4個老師稱第一批學生是白老鼠，「因為現在讀law條路好清晰、鯉躍龍門一級一級。讀完書，就考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然後做律師。但當年連第二年教什麼都不知，又未有PCLL，又不知道學位會不會被承認，他們真是好有勇氣」。
仔細看看首屆學生在合一堂前面的留影，幾乎粒粒皆星，包括現任行會成員湯家驊是該屆一級榮譽畢業生，尚有前行會成員廖長城、人稱「公職王」鄭慕智、首名港產大律師郭慶偉、大律師公會前主席陳景生等。
Paul說這張相片和拍攝位置對香港司法管治而言是舉足輕重，因為是香港歷史第一次有法律教育正式開放給本地學生、首次有一班老師和學生針對本地法律問題去學習、研究、批判，尤其是針對許多法律不完善的地方，最後是有一個活躍和參與法律教育和改善工作的人才在這裏發展。「放在一個大環境脈絡去看，由一個清朝、完全被遺忘的小角落，一班華人沒有接觸任何這些法律和西方建制，到將英國法律制度移植過來，是經歷了好長的本地化過程，而法律學院的出現是好重要的一部分。」
地點三‧大館 警署法院監獄一站式
「即使在英國，亦是先起監獄，後建法院和警署，但大館的setting在世界歷史來說都好有趣的，是警署加法院（裁判司署）加監獄一站式服務。」Paul說英國殖民香港時建造大館並不是為了法治和人權管治，而是為了維持香港的基本社會秩序。「英國當時看中香港的原因，是因為香港的港口以及與華南海貿的戰略地位。英國人基本上拿香港來做生意的，因此需要一個治安好點的地方。」不過，當時香港治安欠佳，沒有邊境，海盜和罪犯可自出自入，大館就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產生。
原來當時的司法並不太獨立，香港第一任總裁判司威廉堅同時是警隊創辦人，「意味警察一哥和最高法院阿頭是同一個人來的」。加上法律系統歧視華人，例如宵禁時華人要拿燈籠、某些地區華人不可居住、華人要接受不平等懲罰。他相信公眾可從大館看到香港如何從一個華人社會成為殖民地之後，將外國的一套法律移植過來，移植過程又是怎樣。
地點四‧律政中心 立法局會議廳上課
位於下亞厘畢道的律政中心（前稱中區政府合署）曾經是舊政府總部和立法局所在地，原來校外法律課程學生曾在立法局會議廳上過課。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區政府合署繼續作為政府總部，中座正門在1997年7月1日凌晨掛上中國國徽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取代以往的香港盾徽。
而港大法律學院在回歸前後發揮了作為學術機構的作用，「在中英談判時處理香港外交上的一個轉折，牽涉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新界的契約。法律學院開設前沒有人研究香港的憲制問題，當時學院第一個博士生叫Peter Wesley-Smith，他研究了這條不平等條約，成為在中英談判時一個好重要的參考。」Peter將論文出版為Unequal Treaty一書，以中英美三方論述租借新界所產生的問題。
Peter Wesley Smith後來成為了法律學院的導師，Paul憶述教授去到課堂的結尾總執起結他表演唱歌，「鬼佬唱廣東話，音歪晒好難忘」。另一則校內傳頌的軼事是當時大多數教授都是越洋來教書，未必知道香港法律的實際應用情形，因此有一名學生上課時覺得不對勁，說「阿sir你講的所有東西都是錯的」，最後學生站出來教書，教授坐下寫筆記，如此威水的學生，就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
此外，陳弘毅80年代中發表文章，指出香港法律語言若不走向雙語，法治將難向所有人開放。政府在1987年採納建議，所有法律條文及訴訟制度使用中英文雙語。
地點五‧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法官很難找？
位於中環炮台里的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1980年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於1997年至2015年作為終審法院。「我們的第一任高等法院法官是在英國找的，是第八個選擇，前面七個都不願意來香港，因為地方好遠、太多不確定性，而且當時香港是一個不毛之地。」Paul又指由於當時接受審訊的多數是華人，因此要依賴翻譯，和今時今日講的法治標準有距離。而此終審法院見證1999年起雙非子女吳嘉玲案、莊豐源案，以及港人領養內地子女等居港權的憲政訴訟，「當時的吳嘉玲案，法律學院是第一批做有關《基本法》學術研究的學者，是第一個出了相關的書，講解如何詮釋基本法。如果沒有本地法律學院，好難這麼快針對整個城市的憲政問題」。
Paul最後感嘆自己在讀法律時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認為普通法處理社會糾紛和維持公平、公正、人權的制度是必然的，從沒細想和理解香港法治的緣起，「講緊幾十年前、未有書院之前，整個法律無論是人才培訓、所謂一個法治的水平未去到咁高，而在幾十年裏有一個好大的提升，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原因是有這個學院，培訓了好多老師和學生，後來他們進入法律專業，形成一個社區，直接促成過去幾十年香港法治的改善」。
「漫步法學路」導賞團
粵語團：4月6、20、21、27日下午2時
英語團：4月6、13日上午10時
查詢電郵：lawfac.50@hk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