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二○一六年，旺角騷亂，源於一串魚蛋。
二十五歲的梁天琦與黃台仰等日前於裁判法院提堂，被加控煽動暴動等罪，至今有八十二人（截至六月二十九日）被捕。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亂，來自一個斗零（五仙）硬幣。
當年同是二十五歲的蘇守忠以阻街被捕，最後政府拘捕逾千人。
這兩場騷亂恍若鏡像。
五十年前的九龍騷亂，標記了香港本土意識一個重要起點，其本土意識與「民主」、「公民抗命」結合，更是一脈相承至今。
賣魚蛋的小販管理、渡海小輪加價五仙等「民生問題」的反響，背後或許投射出更大的政治能量。
上期《六七暴動 寫下香港政治基調》，我們與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疏理冷戰左右派勢力對香港的影響。今期，我們開展另一條「本土」主線，談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起點正是一九六六年，青年蘇守忠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九龍騷亂。
六六騷亂背景
六六騷亂如何觸發？
一九六五年底，已有十九年未加價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將頭等票價由2角加至2.5角，巿民紛紛反對，當時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收集逾二萬個巿民簽名抗議，但政府仍於一九六六年通過加價。
「直至蘇守忠參與前，這件事都是民生事件。」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蘇守忠於中環絕食抗議。他於衣服左臂寫上「democracy」，右臂寫「支持葉錫恩」，背部則寫有「Hail Elsie、絕飲食、反加價潮」及「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rises」。盧麒等十一名青年其後加入聲援。
四月五日，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蘇，盧麒等往港督府示威要求放人。當晚，盧麒率眾在尖沙嘴天星碼頭示威，並遊行至石硤尾，四人被捕。四月六日，港九出現零星聲援示威，其後有人放火、衝擊警署、攻擊警員、搶掠商店，破壞公共設施。港督戴麟趾在四月七日凌晨宣布宵禁，並派英軍鎮壓，於四月八日平息騷亂，拘捕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一人死、二十六人受傷。
六六騷亂是六七暴動的前奏？
六十年代民生困苦，不少論述認為，六六騷亂是六七暴動的前奏，是民怨爆發的預警。但張教授指出，兩者主線不同：六七暴動是左派愛國的歷史欲望爆發，而六六是戰後香港人出於本土意識的首次反殖行動。
蘇守忠非左非右，其政治思想與毛澤東無關，而是啟發自印度聖雄甘地。六七暴動期間，蘇守忠曾被警方問話，「他十分氣憤，澄清自己與此無關，強調當年的行動是由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啟發，因此並不贊成放炸彈」。蘇其後撰文表明，甘地以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帶領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啟發他以絕食的「苦肉計」挑戰殖民政權。「他是想以天星加價作為觸發點，追求反殖民主義。」
本土派的前世
第一代本土派什麼時候出現？本土意識 = 反殖 = 民主？
反殖民主義，來自本土意識。張教授說，約於六十年代，居港華人開始以「香港人」自居，香港由「避難所」變成「居住地」，「自覺與這片土地命運相連，人與地同在」。同時，戰後嬰兒潮的新一代土生土長「香港人」出現。「他們未必如上一代般，有國民黨或共產黨背景，其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追求，也未必投射到國、共兩黨，而在於對（中華）文化及歷史的追求。」民族主義的對立面，就是殖民主義。據蘇守忠撰文自述，當年絕食抗議，表面上是反加價，其實是反殖民主義。
反殖主義的投射
蘇在其衣服所寫的「democracy」，正是「本土意識」於政治上的體現。「我估計，蘇守忠將對殖民統治的不滿，以反殖或現在叫的『本土意識』，投射到『本土』這字眼上。講本土主義，好大程度是講自己掌握自己生活的追求。（即是命運自決？）對。就算來到今時今日，不論什麼（本土）派別，人人都會講民主。民主是什麼？是我可決定自己的生活事務。本土意識的本質是人與地同在，想有能力決定我的生活環境，我的命運，具體政治操作就是追求民主。」
當年社會對蘇守忠的「本土意識」有何反應？
本土意識出現之初，已經與公民抗命結合。當時蘇的「公民抗命」，吸引了盧麒等十多名年輕人加入。蘇被捕後，盧麒率眾到港督府要求放人，並在九龍區發起遊行，甚至在彌敦道馬路靜坐，聲勢浩大。「可見第一代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殖民主義的不滿，並不止於個人，有不少同齡人一拍即合。」
「民生事件」淡化政治色彩
但今天，談到六六，人們大多認為是民生事件，甚少論及其政治色彩。張教授說，這與當時社會氛圍有關。當時蘇守忠引起傳媒注意，最大原因是其抗爭方式。「其實早於一九二二年的海員大罷工，遊行等抗爭手法已於香港出現，惟當時絕食靜坐極為少見，有一定震懾力。」然而，成也傳媒，敗也傳媒。傳媒以同情蘇的角度報道事件，引起巿民關注，但同時淡化了其政治色彩。
張教授以曲高和寡形容蘇的政治論述。「蘇守忠當年是想借灶生火（借反加價反殖），但未着（火）已被風吹熄，風是指主流媒體看不到他的火在哪兒，將他的行動理解為民生事件，極少媒體提及其『戰衣』上有『民主』（democracy）一字，就算政府的騷亂報告書，亦只依稀提及蘇守忠講過古巴革命。其實當時沒有人清楚聆聽他的論述，令他的反殖訴求被消音。」
為何本土意識的政治能量未能延續至今？
除因曲高和寡，蘇守忠本人亦未有進一步發展其政治思想。張教授引述與蘇同期的社運人士吳仲賢的評價，指蘇除了六六騷亂一周年時曾示威反美及反越戰，再無延續，反而遁入空門，走入精神世界找尋出路，本土的政治能量自此回落，最終曇花一現。
值得留意的是，除了蘇守忠，六六騷亂其實還有另一主事人。正如梁天琦在初二騷亂之始已被捕，蘇守忠同樣於絕食翌日便被捕，對事件參與不多。反而當年僅十七歲的盧麒，才是令蘇守忠的一人示威得以發酵的關鍵。「當年是盧麒將示威行動帶到九龍區，是他帶人到港督府要求放人，亦是他聯絡革新會（香港革新會，由市政局議員貝納祺Brook Antony Bernacchi創立的政治團體）求助，在政府的報告書中，也說他是『主要煽動人』。」盧麒其後被發現於家中「上吊」自殺，杜葉錫恩則認為，盧被發現時雙腳着地，是「被自殺」。
本土派的今生
六六騷亂對香港政治有何影響？
雨傘運動期間，不少論調說年輕人被利用作政治鬥爭工具，以「年輕人少不更事」的刻板定型，抹殺他們的政治意識。原來這種矮化年輕人主體性的論述，可追溯至五十年前。
騷亂後，政府發表《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報告列出，被捕者由十二歲以下至三十五歲以上皆有，二十五歲或以下佔約46%。當年的被捕者口供，是追查他們與事動機的唯一資料。「當年最多人講的原因是好奇、貪玩、尋求刺激。這主導了日後的青少年論述，就是青少年易受誘惑，尋求刺激，他們沒有清晰的政治訴求，聚眾活動，就容易走向反社會行為。」
後政治處理 青少年被定型
值得留意，被捕者的供辭極可能淡化及隱藏參與騷亂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們是否真的沒政治意識，難以定論，「青少年往往是社會核心力量，因他們對社會事務較敏感。但蘇守忠事件後，社會的主流論述有強烈的說法，而且亦難以反駁，說青少年參與這些事情是危險的，純粹是貪玩闖禍」。政府將這次政治事件，當成青少年事件處理，亦是後政治操作，惟這種對青少年的刻板定型，流傳至今。
當天的蘇守忠與今天的本土派，有何相同之處？
「本土意識自萌芽之初，已非單純是思潮，而是見諸行動，追求衝破現實權力宰制。今天我們以為好激（進）的公民抗爭，當年已出現。他們的抗爭手法前衞，也許太前衞，以致當時沒什麼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曲高和寡，而今天的本土意識論述，則更成熟及清晰。」
對比五十年後，張教授不無唏噓，「驚喜是有這麼多相似之處，失落是過了這麼多年，還是相似」。相似之一，是本土論述出路模糊的困局。「當年要追求解殖，又不將這種政治能量投射到左或右派，就顯得方向不清及模糊。你不認同左右（派），又不認同殖民統治，那麼你何去何從呢？（蘇守忠）他們說不清楚出路在哪裏。」他以「非反否不」政治形容：「他們說不出『我要什麼』，只是我反對什麼。」就算到今天，「你追問本土意識（的人），你的本土意識是什麼，想走向什麼方向，還是有點模糊，未算具體及清晰。雖然我們知道，本土意識是人與地同在，自己決定命運及生活」。筆者追問，追求香港獨立算不算清晰的政治指向？張教授回應：「香港與中國的連繫是很實在的，不單在於政治統屬，而是真實人與人的連繫、歷史文化的連繫，若未能處理這個現實，港獨的主張仍要小心處理。」
相似之二，是被主流傳媒消音的困局。「主流傳媒未能聆聽到他們的新穎聲音，其實隔了五十年都沒有變。」當年的傳媒或許是不了解蘇的論述，將其行動說成是反加價的民生事務。現在的傳媒，卻是將焦點錯置。張教授以旺角騷亂為例：「你看大台如何報道？像旺角事件，明明與民生有關，但一變成騷亂，焦點就放在暴力，甚至不再追問為何他們（示威者）會做這件事。」
總結及預告
一九六六年，香港人口約三百多萬，約半數為二十五歲以下青少年。報告書提出「剩餘精力論」，「將青少年可能存在的政治能量，淡化為無處發泄的『剩餘精力』，於是政府大搞文娛康樂、制服團隊等高消耗體力的活動，讓精力得到良好發洩，借此拑制青少年的政治能量及政治主體性的發展」。但這種「後政治」外衣下的「維穩」政治操作，能否成功拑制年輕人？張教授說，八十年代的數次騷亂，證實了其失敗，詳見下回。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