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 LEISURE / CULTURE

費明儀回看來時路 與爸爸費穆君子有約……

2015/7/28

歌唱家費明儀深受父親費穆對電影藝術的追求所啟發,一生致力於推廣音樂文化,促進海外及兩岸三地音樂家之間的交流。她接受訪問時特意穿上一襲優雅的旗袍拍照。(劉焌陶攝)

7 photos

【明報專訊】1947年,少女費明儀隻身到南京國立音樂院求學。八年抗戰剛完結,國家百廢待興,學校資源短缺,鋼琴只得幾部。一天,學校門外傳來轟隆巨響,原來是父親費穆把家裏的鋼琴裝上破吉普車從上海開過來了,好讓女兒練琴——費明儀一生的音樂事業,跟父親脫不了關係。她的歌唱、音樂、藝術,在父親的關愛扶持中長出新嫩但剛強的葉芽。身為被稱為「中國最偉大導演」的費穆的女兒,費明儀銘記父親對藝術的執著追求;但她亦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她演唱、指揮、研究、教育,成為香港德高望重的歌唱家及教育家。「如果有天,我再次跟爸爸及二叔(《大公報》前社長費彝民)相見,我會說Hi,我做了我應做的事情!我並沒有辜負你們對我的期望!」今年84歲的費明儀微笑的說。

踩高跟鞋到長洲教音樂的大小姐

費明儀愛美,髮鬢端染成醒目紅色,妝容和口紅一絲不苟,拍照時更特別換上一件華美的旗袍,優雅而高貴。她的確出身於大戶人家——曾祖父是御醫,父親是拍過「第一華語電影」《小城之春》的「詩人導演」費穆,二叔是著名報人《大公報》已故社長費彝民。但是曾為費老師音樂學生的林國璋牧師卻告訴記者一件難以置信的事——費老師曾在長洲山上的建道神學院教音樂,每次也穿上「咯咯」作響的高跟鞋走上山又下山;教完課搭完船後,便跳上在中環碼頭接她的一輛勞斯萊斯。費明儀當時答應任教,其實是應劉福群牧師的邀請。她談起那段經歷,笑得特別歡暢:「長洲的居民見到我好驚訝,心想這個化妝、穿紅裙和高跟鞋的大小姐來長洲幹什麼?後來他們知道我去神學院教學生『唱嘢』,態度便十分親切友善。有個嬸嬸,勸我不要穿高跟鞋走山路,但我對她說我只有高跟鞋!」這位「大小姐」、著名女高音走入長洲教書聽來匪夷所思;但其實費明儀一直奉獻音樂事業,她成立明儀合唱團,設立音樂獎學金,致力研究中國民族音樂,早早就在不同園地撒下音樂種子。

費明儀的一棵音樂幼苗,也是由爸爸親手栽種的。費明儀在天津出生、上海成長,母親在她出生不久後回娘家靜養,所以費明儀跟父親特別親密。「爸爸的管教很開明民主,從來不罵我,而且把我當成小大人,會把許多心事向我傾訴。」費明儀亦記得,對電影滿腔熱情的爸爸會帶她一天看四場電影,害她呵欠連連,爸爸卻看得津津有味;爸爸又常常帶着她和外婆,一行三人去看京劇和蘇州彈詞,令她年紀小小已對《二進宮》、《三岔口》、《劉備招親》等戲碼如數家珍。費穆讓費明儀跟著名鋼琴家丁善德學習,又把她送到南京國立音樂院上課。費明儀說:「爸爸本來想我當作曲家,因為他希望將來我可為他的電影配樂,這是我們之間的君子協定。可惜這最終未能達成。」而她的音樂道路,也曲折蜿蜒——本來學彈琴,但教師指她手太小;身體虛弱,做作曲作業會頭暈;到後來學唱歌,但因身子瘦弱而被懷疑能力。幸好後來費明儀還是努力證明了自己聲樂上的才能。

費穆向醫生請假 聽女兒首唱

1949年,費穆舉家移居香港。「爸爸作為一個在中國已享負盛名的大導演,對他來說,搬到香港其實差不多等於連根拔起、從頭再來。加上香港當時的文化藝術並不蓬勃,所以他遭遇到好大困難。」費明儀說。當時的她只有十八歲,未能理解父親的困頓徬徨,直至長大後重看父親生前最後一部完成的作品《小城之春》,才明白父親訴說的也是他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無奈:「表面上《小城之春》講的是兩個男人及一個女人的故事,但他們都是處於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原型,在一片頹敗中嘗試尋找自己的位置。我們何去何從呢?如何重新開始?」不幸的是,費穆搬到香港後,健康迅速惡化,後來更因心臟病住院。與此同時,費明儀跟趙梅伯學習聲樂,初有小成,在皇仁書院開首次公開的音樂會。「爸爸特地向醫院請假兩小時來看我演出。我一上台就見到臉色蒼白的他坐在前排中央位置,心痛得差不多要流淚,但是鋼琴已急不及待的奏起,我只好集中精神的唱。」演出後一天費明儀抱着鮮花去探爸爸,對爸爸說待他康復後再為他唱歌——誰知再沒有這樣的機會了,費穆在兩星期後過身,終年四十五歲。「直到爸爸臨終前,他都在告訴我追尋藝術的道路是多麼的漫長、寂寞,但是無論多困難,都得堅持。」即使已過六十載,費明儀仍然把爸爸的話銘記於心。再看爸爸的《小城之春》,費明儀悸動依然,更讓她明白父親早以身教告訴她藝術是永恆的:「我好幸運,能夠有一個這麼好的朋友、老師、父親引導我走上藝術的道路。」

父親過身後,費明儀一度崩潰。她拒絕再上課,把樂譜歌詞都扔掉了,幸好得二叔費彝民的鞭策及鼓勵:「二叔和趙老師都說我不應辜負父親的期望,應該重拾歌唱,叫我振作起來。」於是,費明儀收拾心情過後,便負笈法國跟隨著名女高音軒納夫人學聲樂。溫室小花第一次在外國獨立生活,又不熟法文,面對文化差異等衝擊,大嘆辛苦:「在香港是天之驕子,大家都會讚你疼你;在法國,做得不好就會受到直接批評。我當時又什麼也不懂,不會煮飯、洗衫燙衫,一件衫也洗了兩個小時!」這段法國求學的經歷除了讓她經歷生活磨練外,亦讓她從西方音樂的研究中,悟出中西藝術的共通點所在,為她其後矢志研究及推廣中國音樂奠下基石。

「音樂不應有政治之分」

回港後,她除致力發掘散落中國各地的民歌,亦成立明儀合唱團——到世界各地演唱,讓兩岸三地及西方世界認識中國豐富的音樂藝術。也因為這樣,在政治敏感的年代,她一時被打成左派,一時又被打成右派。費明儀在台灣唱中國民歌,被誤以為她要為共產黨宣傳;她赴美又赴台,當時正值文革前夕,身為《大公報》社長的二叔當然極力反對,認為她這樣「立場有問題」。「我唱的是中國民歌,講的是男女愛情、人民的勞動生活,這都是很普遍的生活題材。而且我覺得音樂是國際語言,不應有國界和政治之分。作為藝術家,我的責任和使命就是去打破這種無形枷鎖。」費明儀道。結果,她真的促進了兩地的音樂交流,把中國民歌帶給台灣聽眾,就如台灣樂評家彭虹星發表的樂評所寫:「費明儀演唱中國民歌,是此間任何人難以相比的,希望她這次赴台在民歌的演唱中,能給予此間的演唱家們,多少能帶來一點啟示,真正的能發揮演唱中國民歌的優點,使我們能聽懂中國歌。」

今年84歲的費明儀,仍然積極推動音樂工作——除了擔任明儀合唱團音樂總監和指揮外,亦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主席,及多個與音樂相關的樂團、協會及學院的主席和顧問工作。費穆、費彝民固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費明儀不只罩在兩人的名氣之下,亦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之前有記者對我說,姓『費』的人都好有名,像是費穆和費彝民。我說是啊,而且這兩個人跟我很有關係,一個是我爸爸、一個是我二叔。原來那位記者不知道我們的親屬關係!但是我覺得好開心,因為這證明了我不用靠他們兩位。」費老師笑說。

文:吳世寧

圖:劉焌陶、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高卓怡

feature@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