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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萬人共識?“促導”決定

2015/7/19

國際促導師協會香港分會主席王荔茵Lilian(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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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發表政改諮詢文件後,這半年裏,政府為爭取通過「落實普選」,不下百次說要「凝聚共識」。

方法是怎樣呢?

三人組拍片宣傳、官員巴士巡遊,政府好像沒什麼機會停下來聽聽巿民意見,人們的聲音,最可能表達的地方大概就在諮詢facebook專頁裏留言了。

雖然我們未滿足於此,但社會之多元、議題之複雜,共識究竟可以怎樣凝聚?

月初,一個環保團體發起近二百人的討論會,收穫是討論會最後沒有變成座談會或諮詢會,二百人的想法都有機會被討論,用上的,是外國已發展成熟的「促導」討論方法(facilitation)。

二百人的討論會,要人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雖然困難但還可以想像,不過,關於更大的社會議題,牽涉的人成千上萬,facilitation真可以促成共識嗎?「三年前,新加坡政府才發起了一場歷時四個月的民間對話,請巿民一同描繪對國家的願景,然後寫進《施政報告》。」去年,聯合國也通過促導,協助菲律賓政府舉辦大型專家討論會,討論風災後的重建和復興計劃。這樣大型的討論會,香港其實也嘗試過,去年夏天,佔中三子就發起了三次商討,牽涉的人數上萬,他們當時邀來也調解員和促導員(facilitator)協調討論。

設計討論流程 抹平不利差異

有十年facilitation經驗、現為國際促導師協會香港分會的主席王荔茵Lilian說,facilitator的角色,是協調討論的過程,對於討論的內容並沒有取向。一般來說,大型facilitation的形式,是把參與者分成小組,facilitator會事先為議題設計討論流程,循序漸進讓參與者討論核心問題,確保每個人都有提出意見的機會,「當個人去到組裏時,有時因為性格、背景不同,有些人一向做開大佬,就不停講講講,有些人在陌生環境會怯、內斂,但有了流程,就可以將個人之間的差異減低,人人都可以參與討論,facilitation就是希望在設計上可以抹平一些不利參與討論的差異」。

就以月初的討論會為例,環團「低碳創聚」(COIL)舉辦的初衷,是認為全球暖化的問題,不止是環保分子的事,而是人人有份,可是,社會對此討論雖多,但真正討論出結論然後實踐的少之又少,這次討論會,就是希望專家巿民同桌討論,提出可行方法,一同實踐。「分成數十個小組後,每個小組都做了一些熱身的環節、讓參與者都開始動腦筋。然後,facilitator用『焦點討論法』開始引導討論——首先,由客觀事實談起,例如平日見過什麼創新的環保方法?有些人答齋鮑魚、green monday;然後,問一些關於體驗的問題,把議題拉到個人,如作為參與者,覺得green monday怎樣?第三,請他們談談自己的理解、看法;最後,有什麼環保新點子可以應付全球暖化的挑戰?」除了討論的過程有引導,facilitator也設計討論方法,如首先請參與者每人都寫下自己的答案,然後拿出來在小組討論,討論過後,facilitator會邀請小組選出八個最好的點子,逐個拿到大組讓所有人篩選,篩選過程中,就自然會掀起討論。

人人的聲音都被聽見

討論過後,COIL收集到人人有份歸納、收窄範圍的意見,就開始協助實踐這些點子。「重要的,是人人的聲音都有機會被聽見。」COIL項目經理鄭依依說,香港社會其實也需要facilitation的幫助。「現在人們都開始不滿代議政治,尤其比例代表制和功能組別根本無法代表我們,人們不滿自己的聲音無處可表達。Facilitation,其實是一種方法,可以實踐出直接民主。」

在外國,facilitation的應用相對普遍,但這在香港才剛起步,國際促導師協會去年才在香港成立分會。Lilian說,facilitation要在香港發展,有兩大困難。一是即使決策者嘗試用facilitation讓巿民討論政策,「他們是否真有這種胸襟和冒險精神,去聽人們的聲音?」第二,是時間問題。「COIL那場討論會已算很好,有一個下午的討論時間,在外國,談這些議題的話,是用連續五天去討論的。香港現在最多人用facilitation,是公司想做策略討論、培訓,但他們往往是要求一小時內完成。」

革新區會諮詢可行嗎?

現階段,要政府為重大議題進行像佔中商討日般規模的facilitation,或許有點不切實際,不過,小規模的地區諮詢,可以是個切入點嗎?十八區獲撥款一億元發展社區重點項目,音樂噴泉、深井燒鵝,雖然說是做過公眾諮詢、街坊調查,但到頭來還是被千夫所指、質疑亂花公帑。公眾諮詢,看來沒反映出真正民意吧。

現時多派傳單問街坊

東區太古城西區議員、香港認可調解員學會主席趙家賢認同,區議會的諮詢,一直做得不足,「以我做了七八年區議員的經驗,很多時事情都很倉卒,政府部門有議題想討論,通常定死線定得很急,哪有時間做諮詢?唯有簡單派派傳單、問問街坊意見,但有時政府其實只及採納區議員的意見」。時間如何倉卒?趙家賢舉例,巴士改路線,由政府通知區議會議程至開會,一般只有約十至十二天,要做有效的諮詢溝通,根本來不及。

facilitation成本或高十倍

又像東區區議會的一億元,去年決定用來在筲箕灣譚公廟外建「東區文化廣場」,在會議裏,趙家賢提出過不如先做民調,但意見不獲採納,最後議會只收集地區組織的意見,廣場是否有需要,街坊其實無say。

他認為,facilitation的確是更好的諮詢方法,他與其他有份協調泛民區選的成員,亦正在商討要求泛民參選人當選後,在區議會討論重要議題時要求引入facilitation。不過,這是否可行呢?趙家賢跟記者計算成本,以東區做諮詢為例,東區細分為四十三個選區,若每個選區抽樣十五人為一小組做facilitation,每小組需要一個專業促導師或調解員(趙家賢認為,調解員更適合應用在公眾諮詢,以解決不同持份者的分歧),加一個助手,大約需要十二萬元。「現在一般的地區諮詢,每次做兩場,場地由民政署免費提供,區議會聘用兼職員工、製作費如大台佈景板及紀念品,大概共費萬多元。」十倍成本,值得嗎?「十倍,看上去很多,但若你用來做比較的,本來的質素水平就很低,那其實多出的錢,並不是真的那麼多吧。」

新加坡四萬人對話論施政

二○一二年,新加坡政府舉辦了一場長達四個月的民間對話,參與人數共四萬七千人,當中招募了一百二十個促導員,是亞洲最大規模的一次facilitation。

這場歷史性的全國對話,稱為「我們的新加坡對話」(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由總理授權教育部長召集,廣邀巿民參與,主旨很清晰集中﹕「你想二十年後的新加坡是怎樣?」四個月以來,每六十人組成一個環節,每個環節三小時,一共做了超過六百六十次,換言之逾四萬人參與了對話。「據我所知,他們每次出動九個facilitators,有些用圖像記低對話重點,有些在小組裏協調討論。政府官員也被分派出席討論、聽意見。」來自不同背景、階級的人,對國家的願景五花八門,所以促導員的角色就大派用場,「透過協調討論的流程,讓人們達成共同目標」。

歸納施政五大願景

在這個變相是大規模的民調完結後,新加坡政府將對話的內容歸納成五大願景,寫進《施政報告》,包括「讓社會充滿機遇」、「同心同聽殊途同歸」、「讓生活得到保障」、「互相扶持,不離不棄」和「互信互重,有心擔當」。聽說,事情還未就此完結,每個局都要就內容上再做諮詢,諮詢過程也用上facilitators。

不過,有參與其中的facilitators反映,事情又開始變得形式化,為做而做,來的人都不及最初時多元。而且,意見表達了,政府是否就會改善呢?「政府是否對每個議題,都有這樣的胸襟呢?這很重要。」

戰後興起 助群體討論

「這種協助人們對話、尋找共識的方式,叫做facilitation之前,其實已存在了五十年。」Lilian說,一九六○年代,一群戰後關心人文發展的人,在芝加哥進行研究關於人類發展的研究,其後成立了國際文化事務協會,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廣文化項目,如對抗愛滋病、社區建設、年輕領袖培育等,當中大量用到facilitation的技巧,後來更發展出一套簡稱為ToP(Technology of Participation)的促導方法,目的是希望在複雜的議題、背景多元的參與者中,利用流程促進溝通,達至共識。「當時這群人認為,這個世界在經濟、政治上都已有所發展,但在文化上、人類的精神層面上,尤其在二戰後很脆弱。聯合國有些項目,像是關於非洲有疫症,又或是一些村落往後的發展,都用到ToP這類的促導方法。」

直至二十年前,這些協助群體討論多年的人,認為應組成更強的網絡,同時把這門討論的藝術變成專業,於是在美國創立了國際促導師協會。過去,西方國家在討論社會議題時,早已應用facilitation的方法;至於亞洲,台灣、日本等地也已發展十多年,香港主要應用在公司團隊建設、策略規劃,在公共議題上則只有零星運用。

文/ 陳嘉文

圖/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方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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