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因為旗袍百年的關係，老是收到不同旗袍展覽的資料，卻總覺得有點對百年史捉錯用神的感覺。
所謂旗袍百年，其實沒人能說清旗袍正式出現的時間，只能在各舊時書寫中找出旗袍出現的大約年份線索，比如張愛玲《更衣記》中寫「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由此截斷華夏女子自古而來的兩截穿衣主流。又1920年《解放畫報》第7期記「上海婦女，現在大制旗袍」，同年1月18日上海《時報》「近來上海女界旗袍盛行 」。
不同立場 不同服裝上陣
上世紀20年代前後，因為清朝的覆亡、新思潮的起伏，出現了號稱由旗服變種而來的旗袍，但其時亡國的滿人卻避開穿旗服，而在整個清朝，因為男從女不從的服飾制度，漢人女性一直承繼明制的兩截穿衣，所以到了清亡，更是沒有理由穿上旗服。偏偏這方便的長袍，因緣際會承載了中國動盪時代的故事。
由1900年至旗袍出現時的1920年，那本就是中國處於混雜思潮的時刻，共和思想、復辟鬧劇輪番上陣，同時市面上洋裝與華衣混搭不休，洋帽長衫，旗袍高跟鞋，要不未剪長辮但學洋人紳士手持拐杖……應了當時報紙上一句「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這樣的時光，放在穿衣史上，與其說是you are what you wear，亦可以說是人人在摸索自己是誰，又或可以是誰。最有利的方式莫過於在什麼場合、見什麼人，不同立場不同服裝輪番上陣，身體真正成了一個演出的舞台。
或許旗袍一開始就是中西合璧
旗袍百年，值得探索，確實找遍全球，好像沒有像旗袍這樣身世離奇的服飾，難以言說怎麼出現，難以言說怎麼忽爾不再風行，它誕生時固然與中國走入現代相關，此所以常被言為「上海摩登」。
有時聽新設計師談旗袍，總說要加點新意，做出中西合璧的旗袍，但有趣的是，或許旗袍從一開始就是中西合璧的，不只在其形，亦在其意——當時對穿衣的觀念已因西風東漸而改變，無論是為爭取女權，還是單純的穿著方便，或展示女性身體自由，那是混和了西式審美的女性身體。
服裝故事 離不開制度
旗袍的現代性很多人談過，但卻覺得旗袍放諸世界最獨特的故事還有旗袍的後殖民意義。
要討論旗袍這種服裝的故事，離不開討論制度。與過去數千年不一樣，它是夾在更朝換代期間自然出現的潮流服裝，它又是在制度的改變下，生生被截斷了發展——1949年之後，穿衣的自由又歸到政治之下，一統的政權，一統的身分，一統的穿衣與美學。1960年代文革衝擊下更只餘下藍綠灰可穿，念記內地的旗袍往事，大概也只能截斷至此。旗袍美學只能隨遷徙之人，到另一座城市移枝接木，開出了另一種後殖民的花。
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好看，在於他懂得了旗袍的隱喻，同樣的1960年代，《阿飛正傳》裏的女角穿連身迷你裙，穿大傘裙、穿恤衫……《花樣年華》更像有意截取了某一群流徙之人的生活，裏邊的人穿著回應另一座城市往事的旗袍，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王家衛像是有意以超載的旗袍形象，把電影裏那個1960年代塑造成只有這樣一群人的故事。
一直想寫一本《旗袍後殖民》，就寫香港電影的旗袍形象與我城故事，但總覺得不夠了解過去百年的歷史，乃至牽涉期間各種權力的拉扯，身分的瞹昧難明，所以不敢下筆。但近年這城的發展趨勢，可能已不再像1960年代，當內地只餘藍綠灰，我城仍然應有盡有，任由眾人自由穿衣的狀態……或許真的是時候，藉此梳理我城的歷史。
談自由，莫不由美學談起，談美學，莫不如由最易看得到的服裝談起。百年旗袍的前世今生，總得記上香港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