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深水埗的地標——嘉頓中心——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現正諮詢公眾。二級歷史建築代表「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按照事態發展，二級評級一經確定，這座優秀的現代主義建築將難逃拆卸厄運，在我們的城市中永遠消失，被簇新商廈取而代之（如果建築物獲一級歷史評級，儘管還是不受法定權力保護，但至少政府需盡力與業主商討保育方案）。
嘉頓中心是現代主義美學的極佳演繹，其標誌性的鐘樓及貫穿其建築的簡約線條及色調，走出古典主義的修飾風格，一切講求實用、理性及簡潔。這正正是嘉頓中心的建築美學及上乘之處。但諷刺的是，古物古蹟辦事處卻認為嘉頓中心的建築風格只屬「功能性」，建築價值因而被貶。
落伍準則審視戰後建築 絕不公允
其實如此錯配的評審準則並不是什麼新奇事。之前有關邵氏片場及北角皇都戲院的評級爭議，已清晰地顯示古蹟辦專家小組對戰後建築的認知相當有限，對這批建築的評審準則亦不合時宜。
在1085幢已被評級的建築，當中只有少過90幢是戰後建築。戰後建築一直被忽略及「處於弱勢」，背後有兩個結構原因。首先現時已被評級的建築，近九成是來自10多年前（2002至2004年）古蹟辦為全港1444幢建築的評核項目，當時是以1950年劃界，1950年以後落成的建築因此被忽略。第二，專家小組往往只以年份衡量建築的歷史價值，在他們眼中，60年雖舊卻不夠舊，况且這批建築刻意追求平實，摒棄以往講求修飾或刻意加添一兩樣具標誌性的特徵的做法，外貌上也難以獲得這些專家的青睞。
但以落伍的準則審視這批珍貴戰後建築，絕不公允。為了回應時代需要，每個年代都會衍生出其獨有建築風格。除了把每一幢建築個別地跟年代更久遠的建築作歷史對比，我們需要有另一橫向視野：究竟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衍生出什麼建築風格？這批建築當中，有哪些是特別重要，值得發展局及古物諮詢委員會着力保護？
因應戰後社會需要，當時我們大興土木，大批應付平民生活需要的建築應運而生，例如房屋、醫院、學校、教堂，當然也包括工廠大廈。這些建築不關乎某一帝王將相，但卻關乎香港戰後獨有的社會環境及挑戰。而這批建築物不少狀態保存良好，偏偏卻在我城消失得特別快。
2018年只是過了短短3個月，堅尼地道的佑寧堂已被拆毁。九龍塘浸會大學內的大學會堂曾是香港流行音樂的搖籃，但亦有機會被拆毁。同樣地，座落中環海旁的郵政總局看來亦難逃劫數。
戰後建築是訴說着香港戰後發展的重要印記，政府理應需要加強保護。首先，肩負歷史建築保育責任的發展局需要調撥資源，為香港戰後1950至1970年興建的建築作一次全面審查，並嘗試挑選當中一些作重點保護。
在其他保育成績有目共睹的國家（例如日本、澳洲及英國），他們會鼓勵公眾主動建議一些建築物讓當局考慮重點保護，藉此促進民間及政府合作，以及提升公眾對保育的角色。可惜在香港，公眾能參與的渠道非常有限，往往只是在古諮會確認古蹟辦建議評級後的一個月諮詢期。這是急需要改善。
第二，我們需要針對戰後建築制訂新的評審準則。除了把一棟建築單獨審視，另一個理解及探究方向應該是這些戰後建築之間的關連，例如嘉頓中心與後來的中環大會堂的設計有不少共同手法，共同構成戰後20年香港建築演變的光譜。
另外，一幢建築物所盛載的獨特香港故事，理應在評審建築歷史價值時佔更重要位置。例如嘉頓中心的另一重歷史價值，是著名華人建築師朱彬在香港僅餘的建築之一。朱彬是第一代出國留學的華人建築師，並於1920年代在天津及上海建立首屈一指的華人建築師事務所。已拆卸的首代萬宜大廈和尖沙嘴美麗華酒店，皆是他的作品。
現代主義建築是能夠活化重生
保育私人建築從來都是艱巨任務，發展局在2014年發表了長達203頁的報告，研究其他8個地方的經驗，亦提出一系列建議。但當中絕大部分建議至今都「只聞樓梯響」，沒有任何進展。
要為歷史評級賦予相對的法定保障權力或許非常困難，因當中牽涉大量既得利益。但是即便如此，政府亦應重溫這份報告，致力提高誘因令私人業主願意保留標誌性的歷史建築。由發展局主導促成美利大廈的活化就是最佳例子：一流的現代主義建築是能夠成功被活化重生，得以保留。
縱觀世界，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往往是最受威脅的一群，在香港尤甚。如果這批建築全部都在城市中消失，將會為我們的城市演變史留下黑洞，永遠沒法彌補。我們亦再難以訴說完整的香港建築故事。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建築系主任、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前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