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開始至今已兩年，疫情為內地、香港特區以至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帶來巨大的管治挑戰，也為學術界帶來不少研究題目。對民意研究者來說，疫情變化如何影響民眾對政府的態度和評價，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過往不少民主國家的政治科學研究顯示，民意對政治領袖和政府的評價，很多時是一種回顧式評價（retrospective evaluation），亦即是說評價的基礎是之前一段時間中政治領袖和政府的工作成果，例如在美國總統選舉，選民不一定受候選人的經濟政策願景影響，而是更受當下經濟狀况影響，若經濟狀况好，現任總統及其政黨就會受惠。
從這角度看，當疫情轉向輕微時，民眾應會傾向對政府處理疫情的工作感滿意，因而對政府的滿意度或政治領袖的評價有所上升。相反，疫情轉壞，有民眾會覺得政府防疫不力，民望亦會轉壞。例如在台灣，疫情早期防疫工作效果不俗，民調顯示蔡英文及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的民望均高企；但到了2021年5月左右，台灣出現一波較顯著的疫情，蔡英文及陳時中的民望亦有所下降。2021年9月初，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調查就顯示，雖然台灣民眾對陳時中的評價整體上仍屬正面，但比起2020年的調查，民望已下降不少。
香港又如何呢？客觀而言，香港過去兩年的疫情，比較不少國家和地區都不算嚴重，那麼港府民望有受惠嗎？當確診數字難免有起有跌時，市民對政府和主要官員的評價有沒有隨之轉變？就這問題，香港民意研究所的網頁提供了可作分析的數據。筆者嘗試集中在2021年，即港人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疫情的一年，從1月1日至12月31日，香港民意研究所總共在其中119天進行過共16次特首民望調查，同時在其中60天進行過共8次政府滿意度調查。筆者運用這些民調結果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迴歸分析，就是以每天公布的確診個案數字和一個由1至365的「時間」變項﹙1月1日是1，1月2日是2，至12月31日是365﹚，去嘗試解釋特首和政府民望。
確診個案和特首評分 有顯著正相關
附表顯示，「時間」變項跟政府和特首民望有很強的正相關，這表示在2021年間，特首評分和政府滿意度均有隨時間直線向上升的趨勢（雖然上升幅度不大），這大概是因為政府民望在之前兩年一直處於很低水平，所以只要社會狀態在表面上持續平靜，而人們愈來愈對新冠病毒處之泰然，民望就會從低谷有所回升。
重要的是，在「時間」的影響被排除後，確診個案數字和特首評分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是說，確診宗數愈多，即疫情愈嚴重，特首評分愈高；確診宗數愈少，即疫情愈輕微，特首評分愈低。確診個案跟政府滿意度的關係也是正向的，雖然它遠未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度。
若干防疫措施易令市民質疑
疫情愈嚴重時特首民望愈好，疫情愈輕微時特首民望愈差，違反了文章先前提及的、從回顧式評價出發所作的預期。
不過，觀乎香港實際情况，這結果也不太難理解。首先，「政府民望應該受惠於疫情好轉」這個預期，假設了市民會把疫情好轉至少部分地歸功於政府，但過去一年，好幾位香港學者已發表過幾篇談論防疫政策和疫情管治的學術期刊文章，不約而同地指出香港的疫情防控是由公民社會領導的（註）。事實上，自2020年初香港疫情爆發開始，政府應對的不足加上各種「民間自救」工作，早已令不少市民覺得，就算疫情好轉也不是政府功勞。
不過，市民覺得「疫情好轉唔關政府事」，只會令確診人數和政府的民望之間沒有關係；要解釋為什麼確診人數下降時，政府或特首民望反而可能變差，就要考慮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應是市民對各種防疫措施的態度。
雖然在一個公共衛生危機中，採取一些防範措施往往有其必要，但各種防範措施也或多或少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於是，問題就在於市民如何看待疫症風險，是否認同風險確實存在而且巨大，同時又認同防疫措施是恰當、專業主導，而且是公平和一致地執行。若是，那麼就算防疫措施會為生活帶來不便，市民的反感理應也不會太大。但在2021年，無論是妮歌潔曼來港拍戲毋須隔離，抑或是政府在開始要求社會更全面使用「安心出行」的同時，卻不強制選舉票站使用安心出行等，都容易令市民質疑各措施是否必要和公平。
事實上，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開始公布「限聚指數」，結果顯示，認為4人限聚令過嚴的市民比例一直高企。當市民本身對防疫措施反感時，疫情好轉，確診數字下降，市民對防疫措施的不滿會更大。
關鍵在於怎走出疫情社會狀態
以上主要是回顧2021年的數據和情况，它顯示的是，疫情進入第二年，很多香港市民對防疫工作及政策是否恰當或成功的判斷，已不純粹建基於實際確診數字的高低。市民對政府防疫工作的評價，脫離了回顧式評價的模式，而多了前瞻式評價（prospective evaluation）的意味，亦即是說，問題不止是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做得好不好，而是政府能否提出一個恰當和令人信服的抗疫政策方向。
進入2022年，隨着全球各地疫情的發展，愈來愈多香港市民以至專家對「清零政策」的可持續性表示懷疑。關於「清零」或「共存」的討論，關鍵不在過往的成果，而是在於香港可以如何在可見的將來，走出一種疫情社會的狀態。不少專家指出香港在這一刻沒有「與病毒共存」的條件，但若社會確認「共存」無可避免，政策就應該以製造共存條件為重點。若要堅持清零，就要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就算能夠在一段時間內清零，然後又如何？疫情像迷宮，市民自然關心香港是走向出口，還是走入了死胡同。
註：可參考Wilson Wong (2021). When the state fails, bureaucrats and civil society step up: Analysing policy capacity with political nexus triads in the policy responses of Hong Kong to COVID-19.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bit.ly/3nY3nsY)，以及Samson Yuen, Edmund W. Cheng, Nick Or, et al. (2021). A tale of two city-states: A comparison of the state-led vs civil society-led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Global Public Health, 16(8-9), 1283-1303.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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