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歐洲的共產政權在毫無預告下迅速解體，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反思這個時代中最大禁忌的時機——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本質和對一切在其治下的人和事的扭曲踐踏。當中，有不乏本來是「過來人」的自白，讓我們難得一窺他們的心路歷程。已故波蘭歷史學家安傑伊．瓦里奇（Andrzej Walicki, 1930-2020）是其中較少被提及的，與主流論述不同，Walicki承認自己年輕時曾願意接受共產政權這個「新現實」，被其進步發展觀這「新信仰」所吸引，而不是因為蘇聯強迫下接受共產政權的，因而有特別的參考價值。
在那個高壓時代，Walicki親眼目睹大搜捕（包括反抗共產政權的父親）、公審反革命分子、無處不在的權力鬥爭，以及個人崇拜等種種邪惡之事。不過，因為出身和背景的「原罪」，及對波蘭傳統民族主義有所保留，他情願將波共（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權及其所作所為視作「歷史的必然」，不為任何人的喜好和道德標準所撼動，甚至接受一些「必要之惡」。他以為自己有本事一邊對那些邪惡的事情保持頭腦清醒，一邊則要避免在「新時代」被針對排斥而變得無所作為，甚至強調這個獨特的取態不是機會主義。
極權主義的邪惡
作為「再教育」的對象，Walicki只可在大學主修偏門（不受波蘭學生歡迎）的俄羅斯研究。這些掣肘，反而鼓勵了他試圖在研究中引證，即使擁抱官式馬克思意識形態的思想家，也可以包容另類的思潮而產生新知識。不過，在出版了兩篇得意之作後，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圖謀」隨即被學生批鬥和同儕排擠，繼而不斷要經歷思想審查及面對來自負責思想教育的黨幹部的威脅。在「斯大林時代」，趨炎附勢之徒向統治集團表忠、表愛、表信任，不怕「跟車太貼」，只怕跟得不夠貼。統治集團透過政治、利益、精神面貌的連繫，與他們中間爭權逐利的競爭，而表現出舞爪張牙的戰鬥格，「國師」和「政權代言人」總是大量供應。他們重複波蘭被（共產）時代選中，進入了正確的歷史新階段，撥亂反正，指摘Walicki這種人居然身在福中不知福。結果，這連串外在的環境因素化成的心理壓力愈來愈強大和不可思議，Walicki對自己被日以繼夜的針對感到愈來愈難熬，因而得了情緒病和肺病，必須入住療養院。
即使在被陷害期間，Walicki仍努力嘗試尋找妥協空間，以換取再被接納的可能。同時，他強調所指的向現實低頭，並不包括同意逼害他的人是正確和正義的。換言之，他希望透過這種矛盾的認知方式，為自己找到生存空間和意義。
最終，Walicki算是成功了，但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才華，而是斯大林去世之後不足一年，Walicki以「自我解放」來形容跳出這個固有框框，從此他不再接受「新時代」，拒絕「新信仰」，還直截了當將斯大林時代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等同起來，甚至表明共產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親身體驗到斯大林主義最罪大惡極之處，在於它不止強迫我們忍受謊言，更強迫我們同流合污；積極說謊，試圖剝奪最後的個人自由，包括保持緘默的自由。」（'Stalinism was for me the worst evil, for it enforced not only the toleration of lies, but also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ying, and attempted to deprive me of "the very last freedom, which is respected by all tyrannies, and the freedom to remain silent." '）
這名波蘭歷史學家的經歷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是其中一個在很早之前已經內化畏懼而表現合作的讀書人，從個人利益角度，理性地期求可換取一些安樂日子。作為順民，他們對政權的所作所為也許持批判態度，對當權者都不必心悅誠服，不過為確保麻煩不會找上門，他們都很自覺地配合統治集團，有點自作聰明，有時甚至機警得矯枉過正。只是在極權時代，這樣溫柔無力的抵抗都被扣上「個人主義」或任何帽子，他逃不了被批鬥逼害的厄運。
Walicki總結自己的掙扎，認為最基本也同時最重要的自由，是每個人的內在的、良知的和獨立判斷的自由。隨着「後斯大林時代」來臨，集體主義及個人崇拜告一段落，他終於又重回「個人主義」的思想起點。雖然那些曾經參與打壓和排斥他的同僚稱讚其「從來未受斯大林主義欺騙」，他反指自己受逼害同時也是自作自受，絕對不曾是一個頭腦清醒而義無反顧的「反斯大林主義者」。他明確指出，自己的故事絕對不是什麼邪不勝正的宣言，他承認自己的而且確曾經渴望被「新時代」接納而合理化尋求妥協的選擇，所以也不是清白無辜的受害人。
機會主義者自欺欺人
在「後斯大林時代」，Walicki埋頭苦幹，建立自己的事業、思想的綠洲，積極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立錐之地，但亦沒有鹵莽行事，跟政權保持距離，這樣的「自由」沒有保障，小小的特權也不算實在。正值團結工會運動崛起之際，他在1980年代先後到澳洲和美國的大學任教，繼續專注俄羅斯和波蘭思想史的教研工作，退休後回到波蘭華沙定居，在那時候共產主義已成過去。
我們在今天回顧Walicki的事迹和心路歷程，仍然有一種跨世代的參考價值，讓我們對極權統治的本質有清晰的認識，解釋到為何野心勃勃的統治集團到今天仍要死抱教條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推出層出不窮的「決定論」，為絕對統治的地位製作大大小小的論述口號，劃紅線又定禁區，跟無處不在的敵人進行永遠的鬥爭，是一個無日安寧的世界。
作為極權主義時代的「過來人」，Walicki關注的是被剝奪了個人自由和尊嚴的社會。他判定極權主義社會的目的就是絕對、完全的服從。每個人面對制度對身心的威脅，由內心到言行都在嚴苛的、有組織的、全天候全方位而且是直接的政治及道德壓力中度日。
極權主義社會通過自我神化，鑽研如何以完美姿態面向世界：個人崇拜、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敵我矛盾統統都可用來灌輸毋庸置疑的必然性，不論是方向和方法上都要層層統一思想言行，這個對思想和價值觀的箝制，不管以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面目示人，就是極權統治的本質。明乎此，機會主義者其實都是自欺欺人，但他們之中又有多少個會如Walicki般承認自己從來都不是清白無辜的？
參考資料：
Andrzej Walicki, ' "The Captive Mind" Revisited: Intellectuals and Communist Totalitarianism in Poland'. In Ellen Frankel Paul ed., Totalitarianism at the Crossroad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1990, 51-96.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比較管治與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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