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何時、何以開始變得激進（文：吳漢華） (09:00)

英國「還政於民」 為「民主抗共」種子灑水施肥

1950至1990年代初，基於歷史因素，「抗共」、「恐共」、「仇共」情緒存在於過半港人心內。但無論是土生土長或來自大陸的華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絕無僅有。雖然經過天安門事件，但從政的民主派人士（那時尚未有「泛民」這稱號），絕大多數是「愛之深、責之切」的愛國者，他們甚至祈望如果香港成功實行民主，能帶動國內的民主發展。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在尤德和衛奕信出任港督期間，港英政府的立場是：中國遵守國際協議的紀錄良好，會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內的承諾。1992年，彭定康出任港督，骨子裏認為中國不會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為了英國「光榮撤退」、「還政於民」，他不理中國反對，大力推動「新九組」，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立法局功能組別代表。中國認為這選舉方法違反雙方在中英聯絡小組有關「直通車」的協議，因此「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

「民主抗共」這構思存在已久，「新九組」帶來的激辯，為這種子灑水施肥，培植了港人對中國大陸政府的疑慮。民主派從政者拒絕加入臨立會，是其公開抗拒中國大陸政府的第一招。

反對23條立法遊行令中央起戒心

中央政府從1997至2003年一直小心翼翼地貫徹「港人治港」和香港「高度自治」，回歸後香港的自由、人權和法治與以前比較有增無減。雖然如此，部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疑慮揮之不去，傳媒及民主派人士常說新聞、言論自由被蠶食。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草案仍未出台，已被說成為打壓自由的工具。

特區政府就23條提出的草案，推出初期民間反對聲音並不強烈，可惜政府硬銷，引起反效果。再加上董建華政府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及1997年金融風暴帶來「負資產」問題等等，積聚的民怨導致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

「香港是一本難念的經」，如果港人自己能管好香港，又「河水不犯井水」的話，中央政府並無需要介入香港事務。但大遊行顯示香港管治出現問題，港人的言論，顯示雖然香港已回歸，但民心並未回歸。

中央政府對港的態度在2004年開始變化，最明顯的是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26日決定，2007年特首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2008年立法會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理由包括立法會中分區直選議員數量增加，「對行政主導體制的影響尚有待實踐檢驗」，以及香港各界就這兩個選舉的辦法「仍存在較大分歧，尚未形成廣泛共識」。

不少港人（包括筆者）一直以為基本法第45條（有關特首選舉）及第68條（有關立法會選舉）內的「循序漸進」，是指1997年後10年的進程，因此2007年後的特首及立法會，將由普選產生。人大在沒有任何公開諮詢下作出上述決定，是晴天霹靂。自此，就普選的爭拗，使中央和特區政府與民主派的關係，每况愈下。

激進者爭「極端票」以入立會

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是2003年大遊行和2004年人大決定後的第一次。激進社運人士梁國雄（長毛）獲得超過6萬票，遠遠超越2000年選舉中他所獲得的約1.8萬票，清楚反映4年間市民心態改變了，認同以激烈手法對抗政府的人數大幅增長。

記憶中，民主派議員在2005年集體綑綁杯葛政制檢討，是「長毛」倡議和促成的。他當了議員後，把粗鄙語言和肢體抗爭帶進會議廳。2008年，他的激進黨友亦成為議員，開會時破口大罵、衝主席台的畫面，經常出現於電視新聞報道。潛移默化下，愈來愈多年輕人和不滿社會現况的人變得偏激、暴戾。

在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中，只要拿到極端選民的票便可當選。有意從政者紛紛以激烈抗爭去爭取曝光，以保衛「兩制」為名，打出反國教、本土主義、港獨等偏離「一國」的旗號。法律學者倡議和推動的「公民抗命」，更把違法行為美化為正義。傳統民主黨派對此未必認同，但為了議席，唯有隨波逐流。

「外惡性循環」與「內惡性循環」

如果民主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互動是一個「外惡性循環」，民主派從政人士與其支持者之間的互動則是一個「內惡性循環」，這兩個循環導致蔡子強先生在上述訪問中所說的情况。嚴厲執行《港區國安法》，終止了惡性循環，但加深了港人對香港人權、自由、法治大陸化的憂慮。

展望將來，「安定」應該問題不大；至於「繁榮」是否能在人才流失等等的影響下繼續，則一如張炳良教授所說（2022年1月11日《明報》文章〈香港，你會否被拋棄？〉），視乎香港是否為時代、中央、港人所棄。在我看來，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央對港取態，尤其是怎樣執行港區國安法。

作者是退休公務員、香港大學法律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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