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香港反對勢力的核心的泛民主派，過去一直自詡為民主派，大概10多年前因為內部出現立場分歧和人事傾軋，而改稱為泛民主派。即使如此，在政治本質上，民主派和泛民主派其實差異極小。泛民主派的冒起源於在上世紀80年代初冒現的「香港前途」問題。不少原來已經存在的壓力團體和那些紛紛湧現的政治組織趁機連手向港英政府和中國政府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強調要讓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產生信心，政治權力必須交到香港人手上。泛民主派人士的政治動機頗為複雜，包含對西方民主的嚮往、對權力的追求、個人的利益的爭奪、對新中國的抗拒、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對社會改革的要求、對「殖民地」的眷戀、對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幻想等。他們有部分人甚至提出「民主回歸」這類帶有「進步」色彩的口號，但其實也是希望憑藉「支持」香港回歸，換取中國政府讓香港「民主化」，從而達到「民主抗共」的目的而已。有些泛民人士甚至寄望於利用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民主化去推動中國的「和平演變」。
泛民長期隨波逐流 撥亂反正下無法「轉型」應對
基於這個背景，從一開始泛民主派便走上了歪路，而且隨着形勢的發展和民意的變化在歪路上愈走愈遠。時至今天，泛民主派如果不徹底改弦更張，只會走向自毁的絕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從頭到尾泛民主派都沒有創造形勢和領導群眾的能力和勇氣，反而是一股被形勢「牽引」和民意「領導」的「力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頗為幸運。即使是漫無目的、隨波逐流，但形勢和民意卻對他們的壯大甚為有利，因此泛民主派不但沒有感到調整立場和道路的需要，反而更加故步自封，在其自設的「舒適區」內沾沾自喜。然而，當中央決心在香港撥亂反正，導致形勢和民意急劇逆轉後，他們亦因此而無法「轉型」應對。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泛民主派正在面對生死存亡的危局。
泛民主派從來都沒有因應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現實，去釐定一系列合乎實際的政治目標和制定一套能夠行之久遠的政治謀略，反而從短視、自私、投機和功利角度出發去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他們意圖通過選舉和政治動員而成為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進而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他們的政治策略以與中央鬥爭和對抗為主軸。這個策略在回歸前已經「定型」，並且取得不錯的成果。回歸前，英國人為了「光榮撤退」，在下旗歸國前夕搞「代議政制」改革，引進各式議會選舉和大量旨在削弱行政機關權力及威信的政治改革，並刻意拉攏和培植泛民主派來抗衡中國政府和愛國力量，從而讓泛民主派得到前所未有和意想不到的冒起和壯大機會，為此泛民主派也樂於與英國人「結盟」。
由於歷史原因，有相當比例的香港人對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有濃厚的牴觸情緒，對香港的前景憂心忡忡。在這種民情民意下，泛民主派很「理性地」和「自然地」依靠反共反中旗號、鍥而不捨地挑撥離間香港人與中央的關係，在議會選舉中獲得選票和贏取佳績，以及在社會上取得政治優勢。這個「走快捷方式」的、有相當「投機」成分、受到形勢和民意「引領」的自我壯大策略既然是「成功」的保證，當然沒有改變的必要，反而只會不斷固化和深化。另方面，泛民主派要改變這個策略也不容易。既然泛民主派沒有改變民意和形勢的能力，因此任何偏離民意的行動都會被其群眾視為背叛，形同政治自殺，所以絕對不可取。
以此之故，泛民主派那個以與中央鬥爭和對抗為主軸的基本策略，於回歸後在沒有深切反思下仍繼續堅持下去，並隨着形勢和民意的變化而愈趨激進和偏執，讓泛民主派在政治上更加泥足深陷，難以自拔。
回歸後，圍繞着政制改革、《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人大釋法、五區公投、國民教育和特區管治的政治鬥爭此起彼落。10多年前開始，本土主義、「港獨」主張等分離主義抬頭，以年輕人為核心的激進勢力冒起，激進鬥爭和對抗的手法愈來愈激烈和暴力，民意愈趨偏激和分化對立，違法的行動也愈來愈頻密，「佔領中環」、「旺角暴動」和「修例」風暴則是極為惡劣的實例。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氛圍下，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乘機在香港渾水摸魚，加緊培植代理人，並妄圖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遏制中國崛起的顛覆和滲透基地。在香港和國家面對空前的危機的情况下，除了其中極少數人士外，泛民主派繼續其一貫的隨波逐流、甘心讓形勢和民意「牽引」的慣性，不但縱容包庇激進、暴力和違法行為，甚至走到鬥爭的第一線，而且與外部勢力深度勾結，企圖迫使中央向暴力和外部勢力低頭，並最終取得特區的管治權。今天，泛民主派與中央的關係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港人反思政治立場 理性處理與中央關係
讓泛民主派做夢也想像不到的，是香港的局勢和國家的安全已經到達中央忍無可忍、不得不出手的緊要關頭。2019年末，第19屆中共四中全會作出了徹底扭轉香港亂局的重大決定，之後港區《國家安全法》、人大常委會有關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的決定和徹底改革香港選舉制度的方案相繼出台，而且「招數」陸續有來，直到撥亂反正工作取得全面成功為止。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泛民主派人士丟失了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議席、部分人被拘捕和起訴、部分人潛逃海外、一些人身陷囹圄。
目前，泛民主派面對內訌分化、人員流失、資金枯竭、前路茫茫的局面。對其打擊更大的是愈來愈多港人在中央「出手」後認真反思他們過去的政治立場、態度和行為，特別是重新理解和分析中央的對港政策和應對手法。港人對泛民主派和外部勢力的信任和依賴不斷下降，不再相信他們過去廣為宣傳的、來自香港和外部勢力的壓力會迫使中央退讓的說法。更多的港人會從理性務實的角度出發，處理與中央的關係。在中央的強力遏制下，外部勢力在香港的活動空間大為萎縮，其對泛民主派的重視和扶助也會不斷減少。政治鬥爭和政制改革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都難以成為香港政治生活的主題。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將會是香港各界最關注的事務。
在新的形勢中，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極為狹隘，如何掙扎求存是他們當前面對的難題。對於是否應該徹底轉型以求存，在泛民主派內部已經引發內鬥和齟齬，而對於日後應否參加香港的各項選舉，更是爭議不休，短期內估計不可能就重大立場問題達成「共識」，並依靠「共識」重建、凝聚和壯大泛民主派。在可預見的將來，泛民主派應該是一股疲憊和動員能力有限的勢力。
對於泛民主派日後的發展，我有幾個初步看法。
對泛民轉化不樂觀
首先，我對泛民主派能夠向「忠誠反對派」或愛國力量轉化不表樂觀，因為這牽涉到巨大的立場和感情的改動。我不相信泛民主派具備推動這種改動的領導、勇氣、能力和魄力。當不少他們的「鐵桿」追隨者因為中央的果斷「出手」而對中央無比憤慨之際，任何重大立場轉變都只會被視為向中央「叩頭」，並讓泛民主派失去不少碩果僅存的支持者。再有就是泛民主派也不會樂觀相信，他們的改變會取信於中央。既然如此，維持既有立場不變、或只作有限度的調整，便是無可奈何的選項。不過，如此一來，他們日後也只能夠在管治架構外運作。
第二，泛民主派內為數不多、過去飽受欺凌的溫和人士，雖然覺得中央「出手」後的新形勢對自己有利，個別人士甚至希望「重出江湖」，但由於泛民主派的支持者對他們缺乏好感，他們仍有不輕的政治包袱，加上他們年齡偏高，而且在社會上又沒有得到相當的認同，縱使他們能夠在選舉中獲得小量席位，對整個香港的政治格局卻不會有重要的影響。再者，那些溫和人士也不完全是「忠誠反對派」，原因是他們對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仍有一定的牴觸情緒，只是願意在現實基礎上與中央建立「合適」和「不對抗」的關係而已。
中央「出手」為「忠誠反對派」開拓空間
第三，中央的連番「出手」其實為「忠誠反對派」日後的出現開拓空間。「忠誠反對派」包括那些對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態度基本正面，願意維護國家安全，同意尊重中央的權力，願意在香港的新憲制秩序內運作，並聚焦於對當權者監督、制衡和勸諫的人士。香港內外敵對勢力受到遏制後，「忠誠反對派」從政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有所減少，有利於這股新的力量的冒起。對部分「忠誠反對派」人士而言，「忠誠反對派」可能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或角色，最終他們會轉化為合資格的愛國人士。
最後，即使泛民主派在短時間內轉型不易，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不願意或不能夠參與選舉，但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可以「幫助」他們向正確和有建設性的方向轉化，讓他們走上正路。既然香港今後的主要公共議題是那些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則推動泛民主派成為日後重大政策改革的「助力」，在那些問題上爭取他們和他們的支持者的合作，逐步改變他們對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的態度，促使他們在政制上走向務實化和理性化，假以時日他們或他們的年輕接班人當中會有一批人最後有望成為「忠誠反對派」甚至愛國者，這樣的發展將會進一步壯大愛國力量，並對香港的長治久安有利。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