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很多政治要求，還把港澳商人也包括在內。昨天，北京華遠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被控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經濟罪名，被判入獄18年。這些事件都有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但說到底，仍然是政治主導一切，經濟也要為政治服務，甚至只是政治的一種包裝。
《民營經濟統戰意見》有港澳沒台商
先說《意見》，首先吸引我的眼球是：過去中共的政策不是經常把港澳台放在一起考慮的嗎？但這次《意見》卻只包括港澳，而沒有台商。明眼人一看便知，以目前的兩岸形勢而言，台商的統戰價值遠高於港澳商人，如果把台商也包括在《意見》的管理範圍之內，也許只會嚇怕台商。况且，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最近又因「求和論」事件而弄得十分尷尬，國民黨日後能否繼續成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合作伙伴，也是未知之數。所以，大陸對台商就更要「愛惜」了。
不過，台商是否永遠可以享受這種超然待遇？真的無人能說。就像港商在上一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到大陸投資是「天之嬌女」，後來台商紛至沓來就變成「二等公民」，外商湧到之後更變成「三等公民」，如今更變成內地企業的一部分，被納入同一個統戰的檔次，實際上就是向港商提出同一樣的政治要求。
港商政治表態行動 要跟中央一致
看看《意見》的具體內容，包括要用「『習近平思想』武裝頭腦」，在政治立場、方向、原則、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這些要求對大陸商人來說，沒有什麼特別，但為什麼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商人也有同樣要求呢？
如從政治角度看，有兩個可能。一、有關方面放風透露，香港近年發生的矛盾衝突，背後不排除某些經濟的支持，才能持續下去。所以，港商必須「站穩立場」，不能成為幫倒忙或在背後挖政府牆腳的力量；他們要明白「官方要他們明白的東西」，不能有任何異動。二、中美貿易戰開戰以來，香港成為戰場，港商（包括在香港和大陸發展的外資企業）的取態十分重要，必須配合北京的政策，而不能自行一套，甚至「吃兩邊茶禮」。所以，以後港商在政治表態和行動方面，也要跟中央一致，以壯聲勢。
要求「產業報國」 有句沒說出來的潛台詞
在經濟方面，信號就更清楚了。《意見》要求民營經濟人士「樹立家國情懷，以產業報國」。這裏「報國」二字的含意沒有詳釋，但按過去的實踐經驗推斷，就是「聽黨的話跟黨走」，還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就是「黨要錢時快快嘔」。再看近年的趨勢，官方對在內地發展的港商的要求愈來愈多，小的包括不同的捐獻，大的包括承擔或退出某些項目，「有條件的」更要低調肩負某些境外的任務。
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就更沒有談判籌碼和不順應的能力了。在內地，這稱為「政策性引導」，簡略地引述一些歷史，就可知一二了。上一世紀90年代以來，港商北上大勢已定，內地倒屣歡迎，但後來廣東「騰籠換鳥」，不能適應的港商只有退場。《勞動法》生效後，港商跟內地企業一樣，肩負的責任增加。本來這是法律要求的義務，不算是一回事，可以按力行事，力有不逮則退；但另一種狀態卻一直沒有改變，就是當港商與內地伙伴（尤其是地方政府）發生糾紛時，港商往往是受壓的一方，被扣押起來，然後請港方親友送款解決。個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經常收到這類投訴，但也無能為力。
有成績民營企業主 要面對收編
港商的經歷驗證了中外古今不少執政者對待商界和經濟活動的規律──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有錢不要你，無錢就想你。這種慣性放在近年中國經濟的大背景下，更是全面體現出來。前些年，雖然內地民營企業仍在增長，但「國進民退」的政策已在主要賺錢的行業裏出現，即使較有財力的港商也要屈就。
此外，取得一定成績的民營企業主也要面對另一種「引力」（實際是壓力），就是黨對你的眷顧，邀請（收編）你入黨。說到底，這是因為中共擔心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財大氣粗，富可敵國，一定要把你變成「自己人」和「明白人」才放心。阿里巴巴的馬雲就是一例，2014年他的黨員身分還未公開，但2018年中共感謝對黨有貢獻的人的時候，他的黨籍就被公開，於是有說成了美國制裁的一個藉口。
政治任務通過經濟要求提出
際此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國整體經濟下滑，更形成官方對民營企業的更多要求。最近在山西平遙古城發生的「民產歸公」事件，在內地鬧得沸沸揚揚，被視為「共產風」現代版的一個苗頭。任志強被判18年的案件，則被視為包含更多政治元素了。因為《意見》提出，民營經濟人士要「腳踏實地幹事，謙虛低調做人」，而任志強近年對官方政策大事批評，犯了「妄議中央」之罪，後來還被指諷刺習近平，更有「欺君貶君」之嫌。
所以，面對眼前種種形勢，政治事件用經濟犯罪包裝，政治任務通過經濟要求提出，已是愈來愈多的現象。當然，有人認為這些現象還不算普遍，不能用當年的「共產風」嚇唬大家。不過，我總覺得，必須注意中國的一個規律，就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關鍵是向哪一個方向變？各人自我判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