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實施至今只一個多月，爭議事件已層出不窮，執法警員自行釋法，威脅店舖移除社運標語，選舉主任自行釋法，大面積否決泛民參選資格，最新的爭議是警方通緝6名境外人士，其中包括已移居及入籍美國多年的國會說客朱牧民，香港憑什麼這樣做？倘若出師無名，只會招惹報復，令更多香港公務員成為國際制裁對象！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可以用合理對等的措施，回應別國的針對措施，例如美國下令美資銀行拒絕向某幾位官員提供服務，中國也可以下令中資銀行拒絕向若干美國要員提供服務，這就像美國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中國便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這是兩個主權國之間的事情，是國家行為。
香港不是主權國家，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警隊的執法權，不可能有境外效力，假如要對境外人士發出通緝令，必須出師有名，例如該名境外人士在香港逗留期間觸犯了香港法例，為了躲避警方調查潛逃海外，警方按照國際刑事執法合作慣例發出通緝令，尋求有司法互助關係的國家協助緝捕疑犯，而這類請求一般不涉及政治罪行，國際上的引渡協議一般亦不適用於政治罪行。
應由中央與受影響國打招呼
針對朱牧民的通緝令，有兩個嚴重問題，其一是通緝的所謂罪行，即游說外國政府制裁中國和香港官員，是典型的政治罪行，並不適合以通緝形式促使國際回應，通緝名單剛放上潛逃德國的港人黃台仰，德國外長馬上便宣布中止德國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可見通緝不當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其二是程序，警方既知通緝對象是身在海外的外國公民，發布通緝就有可大可小的外交影響，理應由中央有關部門與受影響國家的使領館打招呼，避免外交誤判，管控外交風波，否則就是故意挑釁。
朱牧民是佔中發起人朱耀明牧師的兒子，他在美國定居二三十年，是百分百美國公民，專職從事政治游說工作，在國會山上薄有名氣，去年他成立了「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成功游說美國參眾兩院制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北京和特區政府可以不喜歡他所做的事，可以禁止他入境，或者在他入境時拘捕他，但不能夠隨便指他觸犯了港區國安法而通緝他，否則就等於向國際社會宣告，香港警方可以通緝所有美國有份推動和通過涉香港法案的美國公民，包括一眾官員和議員，並且可以隨時凍結他們在香港的資產，香港的司法管轄權真有這麼厲害嗎？
行使域外司法管轄權須慎之又慎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就算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寫了有域外司法管轄權，現實上能否行使、應否行使、如何行使，必須慎之又慎，通緝一個朱牧民，只不過令他無法回港探望親人，藉此威嚇海外港人噤聲，客觀效果卻是令美國有口實報復，將更多香港官員和政要列入制裁名單。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已經跳船了，國安法的執行若繼續像這一個月那樣，極左勢力主導下倒行逆施，只會逼更多高官跳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