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6月至今，抗爭者以至警方的武力都不斷升級；到了最近，抗爭運動已有失焦的趨向。當局的回應僅僅局限於嚴正執法、止暴制亂，而公眾的焦點則集中於暴力、暴徒，或者所謂「暴警」，這個時候我們卻希望回歸運動的原點，來回顧一下，今次風波爆發前，一般青年「和理非」示威者的背景與特徵。
雖然運動爆發後，有研究團隊在街頭實地調查，取得了一些參與者的背景與想法，非常難得，但因為受研究的抽樣方法所限，未能比較參與者與非參與者，亦不能加入太多問題，其推論也有限制。因此我們利用另一個有關本港青年的追蹤研究，嘗試呈現參與示威者的集體圖像。雖然我們的數據是在運動爆發前夕的「和平時期」蒐集，亦不能分辨誰是「和理非」、誰是「勇武派」，但對我們了解會走上街頭的青年們，還是有一點作用。
常態下港青少年1/4曾參與示威遊行"
本文數據的來源是由何瑞珠主持歷時8年的「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計劃」。由2012年「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開始，研究團隊多次跟進研究，最後在今年1月至5月完成了第五次的問卷調查。因應社會的關注，2019年就加進了有關公民價值與社會參與的問題。追蹤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參加2012年的PISA的中四生，約3000人。和其他追蹤研究一樣，樣本會因為未能再度接觸到受訪者，或他們拒絕受訪而逐步減少。到了今年就剩下700多位22歲青年完成有關部分的問卷。然而，分析被訪者的家庭背景，卻是與前幾波訪問大致相同，涵蓋不同階層的青年，樣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最近第五次調查於今年5月完成，當中問到被訪者過去3年內有沒有參與示威或遊行活動。結果有25.3%表示曾經參與。考慮到2016至2019年間，直至反修例運動開始，可算是社運的低潮，但依然有約四分之一人曾經參與當時最典型的社運活動，比例不可謂不高。當然在今年夏天之前，除了某些短暫時間（如佔中時期或所謂「魚蛋革命」之時），示威或遊行大抵上都是和平進行，因此我們的結果只能涵蓋所謂「和理非」的參與者，而並非「勇武」抗爭者，反映常態下香港的青少年約有四分一曾參與示威或遊行活動。
示威與非示威者 社經背景沒明顯分別
首先我們比較過去3年內曾經參與以及未曾參與示威活動的青年，在社會經濟背景上是否有差異。結果顯示無論是家庭背景、父母的教育水平或職業都沒有顯著差異，男性和女性也大致相同。接着我們也查看了不同移民身分的青年群組內，曾經參與示威的比例。結果本港出生的青年（24.7%）、第二代移民（即父母非本港出生，26.9%）、非本港出生的移民青年（28.6%）3個群組之間差異並不大，也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
最後我們還分析了兩個群體在之前幾波調查中所記錄的學業成績，結果和上述一樣，無論是中四時的PISA測試結果，抑或是中六時文憑試的成績（4科必修科或最佳5科）都沒有顯著分別。因為最近公眾對通識科的影響甚為關注，我們也單獨分析了兩組在通識科上的表現，結果也是曾否參與示威活動的青年在通識科取得的成績大致相同。這也間接否定了坊間指摘通識科鼓動青少年參與社會運動的說法。
圖1由高到低排列出受訪青少年在各種公民活動中的參與比率。結果顯示最高為於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投票，約有六成人曾經參與。曾經捐款慈善機構的青年佔有五成八，曾於請願活動中簽名的有35.3%，曾做義工為32.1%，曾在社交媒體或網上發表意見的佔26.8%，上面提過參與公眾集會示威遊行的比率則是25.3%。最低為參與個別組織，相信會令香港工會運動中人感到氣餒的是，曾加入工會（不論是專業團體或政治組織）的青年只有4.3%。不過，要注意的是樣本內只有55%青少年正在工作，其餘為待業或就學中。
青年當中 示威者公民意識較高
我們進一步分析各種行為的關聯，發覺它們之間都有顯著相關性。如圖2所示，曾參與公眾集會、示威或遊行的青年（示威者）有84.7%曾在選舉中投票，反之未有參加示威者，則只有51.3%。雖然在選舉中投票是一種制度內參與，而示威則是在制度以外的參與，但調查結果明確地表示，無論制度內、制度外的公民參與，在青年當中均為一氣相通的行為。
另一種和示威截然不同的公民參與，是參與服務社區的義工組織。同樣地，曾示威的青年有45.9%曾做義務工作，沒有示威者則只有27.4%。捐款予慈善機構，是另一種有較多青年有做過的行為，共有58.2%曾經「慷慨解囊」捐款，但曾示威者有約68.9%曾經捐款，未曾嘗試過示威者就只有54.6%。至於其他分析結果，同樣顯示曾經參與遊行示威的青年，在所有公民活動中的參與度都是明顯比較高。唯一例外的是加入工會，因為畢竟職工會參與率在年輕人當中非常之低。
綜合本文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窺探參與示威遊行（大部分是和理非）青年的集體圖像。就算在今年夏天的社運爆發期之前，我們已可以看到示威遊行已是他們公民參與的普遍模式，參與者與非參與者在社經背景當中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分別。這說明了近年來就算參與示威等社會行動，其實並不能簡單的由青少年的背景來推論，我們身邊的「鄰家青年」其實在一定條件或情况下，都有參與示威活動的可能性。
不過示威者與非示威者，從另一角度看來，卻是有頗大不同──就是在其他多種公民參與的行為上，曾參與示威者都明顯較為活躍。他們可能星期天上街遊行，但平時卻會做義工服務社區、捐款給慈善機構，更加會在選舉中投票。我們卻必須承認，在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甚至整個教育制度，都非常強調公民參與，而從這角度看，青年當中示威者卻顯然是公民意識較高的一群。公民價值和公民參與其實是一個套餐，當我們要求青年做其中的甲項，就要接受他們有更大機會把其餘的乙、丙、丁、戊都做全。
要求政府回應訴求 懇請抗爭者回歸初衷
這一代的年輕人，比上一代更關心社區，更希望盡一點力。「香港是我家」是年輕人的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他們會嘗試用不同手段，來讓香港變得和他們的理想更加脗合，來阻止香港背離他們重視的價值。在其中可能會有少數人，用了其他人未必認同的手法，來爭取和表達訴求，但年輕人的心聲，和他們對香港這個家的感情，我們卻不能無視，也必須要回應。
必須說明，對現在常見的很多抗爭手法（例如「修理」、「私了」），我們都不能接受。而是次分析卻指出了今次運動的一個可能的原點，也同時希望抗爭者回想他們參與運動的初心，其實也可能是出自一份對社區的關心，這份關心是我們都十分珍惜的。今次的運動愈演愈烈，有深層次矛盾，但也有「完美風暴」式偶然的成分。到了今天，我們會要求政府積極回應運動的訴求，但也懇請抗爭參與者，能回歸他們的初衷，反思什麼才是他們最重要的訴求，反思什麼才是適當、有效的手段來表達這些訴求。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何瑞珠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