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香港維園到政總的幾公里道路幾乎成為一片黑色的海洋。近200萬港人穿上黑衣走上街頭，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行政長官道歉並引咎下台，以及港府收回對6月12日運動的「暴動」定性。這一次示威遊行人數比6月9月的「白色」遊行多了近一倍。是什麼激發了港人的憤怒與行動的堅持？6月12日，香港上街示威的年輕人遭到警方暴力清場，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被警方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隨後港府又將這次示威活動定義為「暴動」，將這些大學生和中學生稱為「暴徒」。這些政府不顧民意的粗暴行為，極大地傷害了港人的心，也是200萬港人走上街頭的原因。
特首態度傲慢 否認年輕人獨立思考
2012年「反國教」運動後，香港年輕人在數次反抗運動中都走在最前，也採取了不同反抗形式，包括和平示威遊行、佔領中環和旺角、社區教育等，但這些運動都沒有得到政府的有效回應。特首對年輕人的政治訴求不理不顧，一味稱他們「任性」，指摘他們「不理性」或遭人教唆，以傲慢態度否認年輕人的獨立思考，打擊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逼得一部分青年領袖陷入虛無的絕望狀態或犬儒主義。
然而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香港年輕人再一次顯示了他們的力量、韌性及高度的政治意識。這是為什麼呢？
政府只顧富人不管窮人 加深社會矛盾
事實上，年輕一代內心對社會不公更為敏感，對平等的追求也更強烈，對社會的撕裂也更加地不能接受。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經歷了香港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社會對立不斷增強。就業方面，面對市場激烈競爭，過去10年整體就業工資幾乎沒有增長，20至24歲具專上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從1997年1.1萬元到2016年仍停留在1.18萬元。反觀港人住房負擔則不斷加重，以港島區為例，每平方米的租房價格從2008年269元漲至2018年440元，私有房屋價格更是從2007年的58,915元/平米漲至2017年160,022元/平米。這樣的工資收入和房價對比，幾乎是斷送香港年輕人的「上樓」希望。
教育方面，教育資源分配日益不公，2000年後香港教育機會的擴張主要來自全日制副學位和自資學士學位的增長，而高昂的自資學位學費給香港家庭帶來極大負擔，兩年約10萬元的學費，加上高昂的生活支出，使這些學生往往要負債讀書。除了工資低、房價貴、學費高以外，香港在財政盈餘的情况下，連一個全民退休養老制度都不能出台，甚至比不上國內一個中小城市。一個只顧富人賺錢、不管窮人死活的政府，一步一步地加深香港社會矛盾。
以上這些深層次社會矛盾，特別是經濟和民生問題，除了通過政治渠道來解決，別無他法，因而這些社會矛盾本身就是政治問題。回歸以來，新一代年輕人已成長起來。經歷了一系列社會運動洗禮，特別是2014年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香港年輕人比上一代對這個城市有更多認同感、更強烈的歸屬感和更深切的責任感。他們對於香港的未來有自己的想像，不再能接受「家長式」權威治理，急切地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被聆聽。他們渴望通過各種方式參與，以期改變他們所經歷的種種社會不公。
但2014年「雨傘運動」不僅沒有讓港府正視市民的民主訴求，反而更扶持建制派勢力，一方面與建制派議員聯手推動違反民意的社會政策；另一方面又對民主派人士秋後算帳，對有意進入議會的年輕人設置障礙，甚至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更對「佔中」運動發起者以「煽惑罪」檢控。這一系列的打壓，使年輕人失去了正當的政治表達渠道，政治要求無法通過議會內外的方式實現。他們被迫上街頭，採取更激烈方式，這是事態發展的必然趨勢。
「外國勢力」成託辭 政府自欺欺人
然而這一次轟轟烈烈的反修例運動，再一次被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和建制派人士稱為「受外國勢力干涉」的結果。有發言人以外國政府就事件發表聲明作為外國勢力干預的證據，這不得不說是掩耳盜鈴的招數。近年來，「外國勢力干涉」似乎成為解釋中港範圍內一系列社會運動、社會矛盾激化狀况的萬能膏藥，成為政府不正面處理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的託辭。彷彿將兩地關心社會問題、懷抱社會正義理想的年輕人推向不知名的「外國勢力」一邊，種種社會問題即可迎刃而解，這相當於是自欺欺人。以「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藉口來不適當地挑起民族情緒，無疑會進一步激化中港矛盾，也誤導了大陸民眾對香港社會問題的正確理解，加深中港之間已有的撕裂。
無論如今頂着催淚彈、橡膠子彈走上街頭的香港年輕人，還是在內地甘冒風險、支持佳士工人組建工會而被監視居住的大學生，他們都是關心自己的國家、努力參與建設自己社會的理想青年。以「外國勢力干預」這樣拙劣的謊言抹黑年輕人的社會理想，貶低年輕人的自主性，只會使愈來愈多民眾心寒，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而無益於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後九七一代：百萬人的反逃犯條例修訂反抗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