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日港鐵出事，列車車廂撞到變形扭曲。但同一日，醫管局的急症室又有人滿之患大爆煲，醫管局呼籲市民非必要請不要去急症室。港鐵頻出事，醫管局又甩轆，好多專家都討論香港專業崩壞的問題，以至因為香港缺乏民主體制，任人唯親而缺乏制衡，令到惡劣管治之風，正在侵蝕社會各行各業等。
抓好機構管治 不能單靠民主體制
當然，民主體制不彰、制衡不足固然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樣導致問責文化無法有效建立，人人做錯事不用負責，60幾歲的大人博士月領幾十萬元當上局長做錯事，還說繼續學習，固有的專業精神受到極大的挑戰，諷刺之極。但是，假如今天有了民主問責的體制，難道港鐵及醫管局的管理體制就能夠有效改善嗎？1997年前，香港沒有民主，市民都稱頌這些機構提供的服務都是高質素及有效率啊！所以，要抓好這些機構的管治，並不能單靠民主體制，而是應正本清源，先理解這些機構，當年是如何形成，以及為何搞到現在的一團糟。
時為1972年。當時殖民地政府發表了《麥健時報告書》，提及如何改善政府架構、提高效率，及市民要求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務的大方向。報告書提出了將公共服務hiving off，用通俗的說法，就是切出去意思。此報告書，點出了一條思路，以應付一方面政府唔夠錢，另一方面又要應付不斷增加的公共服務的需求。其中一招，就是將某些公共服務公司化（corporatisation），例如成立地鐵，另一招就係成立像醫管局這類公營機構（按1985年《史葛報告書》建議），將醫院服務脫離公務員體制，所謂下放權力。政府的角色，就視乎該機構的角色，而有不同程度的監管。
幾十年了。這些機構不斷膨脹與發展，提供的服務也愈來愈多。而當時設計的問責及監管模式，卻不斷遭到挑戰。三四十年前，相信沒有人會估到，地鐵與九鐵合併，成為一個包攬全港鐵路服務的公司，也要發展物業、管理商場、輸出服務、發展海外市場，而且更由於在港上市，不單要向政府負責，也要向股東問責。我們會問：30、40多年前的相關思路，以及因此思路而設計的監管架構及管治模式，政府在當中的角色，是否適用於現今21世紀呢？
七八十年代公共服務及管治方式 已不合時宜
在麥健時報告書之後，政府的基本思路是以為，像公司化或成立公營部門機構，將權力「切出去」，就可以減少政府的負擔。但是，以醫管局為例，即使它是脫離了公務員體制而運作，但其僱員人數到2018年3月，已經達到約7.6萬。隨着人口老化，服務需求增加，公營醫院服務基本上瓣瓣都頂不住。但這個由30年前建構出來的監管方式及思路，至今仍然未變。這裏不是說政府對醫療資源的承擔是否足夠的問題。因為即使明天政府撥100億元予醫管局，都是杯水車薪而已。主要問題，在於現時的政府低度監管，醫管局管治以至提供服務的方式，是否合乎21世紀的需要呢？
說到這裏，去年本欄已提過，政府應該像當年麥健時報告書般，做一個未來公營服務發展及改革的檢討，就公司化及公營機構監管及管治方式，全面檢討，提出方向及建議。主要原因，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提供公共服務及管治方式，好明顯已經不合時宜。而且，現在政府往往只是就某些事件或意外成立委員會再作獨立調查，最多只能做到修修補補的工作，無法從根本上，提出任何改革方向，理順三四十年來，這些公司化機構或公營機構的監管及管治問題。
沒總攬全局提改革能力 是政府最大缺陷
昨日，特首在回答立法會議員有關監管港鐵的問題時說到，每一個機構都應該時常持有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這顯然是將管治問題扔回各機構自行處理，而不是從根本上思考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時，其與公司化的機構及公營機構之間的角色、架構及如何回應未來需求等結構性的問題。筆者當然明白，要搞大規模的、具有策略視野的大政策大改革，確有難處。但是，如果不搞的話，恐怕這些機構只會不斷及頻密地爆煲，燃燒市民的憤怒。然而，有反省力而沒有總攬全局提出改革的能力，是現屆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缺陷。香港不是沒有公共行政的專家，只是沒有一位有總攬全局、具視野有方向有策略的領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