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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宜居城市 就是招攬人才之道(文:郭樺、鄭宏泰) (09:00)

特首李家超早前發表施政報告,其中吸引人的一項重點是「招攬人才」,具體政策除改造和推出新的人才入境計劃,還將設立專門引才機構。這些積極進取的措施,反映特區政府對過去兩三年人口流失的擔憂。無獨有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大亞太所)近期完成一項有關移民的電話訪問也發現,近六成(59.3%)受訪市民認為「移民潮」對香港長遠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這些情况顯示,從民間社會到特區政府,對「移民潮」可能影響香港發展存在焦慮。招攬人才是關注人的去留,分析「去」就要看「移民潮」所帶來的真正影響;分析「留」就要關注吸引力所在。

一邊是移民潮  一邊是宜居評分上升

中大亞太所從2017年起對香港市民的移民意願持續進行年度電話調查,調查結果反映反修例事件前後的移民潮流趨勢:在2017和2018年有移民意願的市民比例約有三成多,這個比例在2019年急升到超過四成,並一直保持到2021年,反映反修例事件後,有更多受訪市民有移民意願。但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受訪市民對香港作為宜居城市的評分,於反修例事件後卻終止了之前的下降趨勢——去年9月的評分均值為52.1,今年9月的評分為56.5。雖然最新的評分仍與反修例事件前的高分有一點距離,但明顯可見香港作為宜居城市的評分重拾升軌。

一邊是移民潮,另一邊是香港宜居評分上升,這個反常現象可能令人感到困惑,並有兩種可能解釋:其一是社會秩序逐步恢復,例如社會從動盪走向安穩、疫情由肆虐漸趨受控;其二是宜居城市作為主觀評價,反映受訪市民對香港生活環境的整體滿意程度改善。當一部分對香港持負面態度和悲觀看法的人選擇離開,香港的宜居狀况評分便可能上升。

利用中大亞太所2017年以來有關宜居城市評分和移民意願的數據,採用簡單線性迴歸模型,控制受訪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治傾向後,分析受訪者有否打算移民與其對香港宜居評分之間的關係(見圖)——

假設兩名受訪者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治傾向上完全一樣,從2017到2020年,有移民意願和沒有移民意願的受訪者,對香港的評分(估計值)均不斷下降,但從2021年開始轉為上升,反映整體社會秩序好轉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兩者評分的差距在2020年曾升到20.3分,到去年則進一步增加到23.9分,惟今年則減少至17.6分,幾乎重回2019年之前的差距水平。特別在近兩年,無移民意願者的評分變化不大,而有移民意願者所給出的分數顯著上升。參考中大亞太所今年9月的調查結果,有打算移民的受訪市民比例跌到28.4%,較去年9月的42%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這印證當對社會不滿的人選擇離開後,整個社會的和諧程度反而有改善,說明移民起到社會「安全閥」的作用。

民生相關「目的地因素」  有長期吸引力

招攬人才要靠自身吸引力,中大亞太所的調查亦一直關注移民的本地因素和目的地因素(俗稱「推拉因素」)。本地因素通常反映移民作為一個群體的共通性,而目的地因素則包括各種具體考量。從2018到2022年,最主要的本地因素幾乎都與本地政治有關,例如認為香港政治爭拗太多、不滿特區政府、香港沒有民主等;而移民目的地因素則多與居住環境、空氣質素、社會福利和教育制度有關。

吸引人才並不需要太強調移民的本地因素,尤其當選擇離開群體有基於意識形態的共性,反而應該關注香港能夠有所借鑑的各種目的地因素,這些與民生有關的目的地因素,有非常具體和長期的吸引力。這些因素反覆出現,正說明居住環境、空氣質素、社會福利和教育制度具有穩定的吸引力。

特區政府無論「引才」還是「留才」,就要從創造宜居的大環境入手。對香港而言,歷史證明短期內的人口流動或波動不時出現,但並不會對香港長遠發展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反而,香港在歷史上對包括制度在內的整體環境持續自我革新和完善,才是今日成就的基礎。由是之故,從改善居住環境、空氣質素、社會福利和教育制度等因素入手,把香港打造成更宜居城市,實在是最好的招攬人才策略,特區政府宜朝這方向努力。

作者郭樺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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