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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招商引才的挑戰(文:黃健明) (09:00)

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其中一個重點是「搶人才」。人力資源在知識型經濟中有着至為重要的角色,施政報告以此為重點,固然合理,特別是在人口老化的大趨勢下,世界各地都難以單靠培養本地人才支撐經濟發展,而香港在這方面的挑戰可謂異常嚴峻。

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香港的工作適齡人口(15至64歲)早於2015年開始下跌,但各項因素有利以往已屆退休之齡的人繼續留在職場,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的勞動參與率,自2015年起由大約9%持續上升,抵消了人口老化對勞動力帶來的影響。直至2019年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率達到12%後見頂,加上大量年輕人口(15至24歲)退出勞動市場(其勞動參與率由2019年約40%下降至2021年約35%),香港勞動人口便開始下跌。

人才流向與競爭

其實外來人才在各地經濟發展擔當愈趨重要角色的情况,已經超過10年。根據一份全球人才流向的研究(註1),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擁有大學學位的高技術外來人才數目,在2010年已接近3000萬,較1990年增加超過一倍。可是,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卻備受挑戰,在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公布的「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香港長期屈居新加坡之後,只能作為亞洲第二。

施政報告提及招攬人才的措施大致可以分為3類,第一類基本上是關於外來人才進入香港勞動市場的限制。原有幾項以僱主主導的輸入外來人才的限制都有所放寬,研究指出僱主主導的計劃較能反映市場需求,但僱主與人才在申請後的重新配置也受到較大限制,因此加入「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這種以人才為本的措施,可以擴大外來人才到港的彈性。不過,這些便利措施必須配合其他吸引海外人才的舉措,才能發揮作用。

第二項措施,是早在施政報告公布前便已流傳的,退還外來人才在港置業時的額外印花稅。居住成本固然是影響吸引海外人才的其中一個條件,據「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資料,香港在這方面表現的確並不理想,但需留意,降低海外人才的住屋支出和置業成本並不一定相關。

最後一項關於招攬人才的措施屬長遠規劃,即成立「人才服務窗口」專責制訂統籌招攬海外人才的策略。這裏不妨一看上述提及的全球人才流向研究,對長遠策略提供了什麼啟示。首先,在OECD成員國的外來人才中,女性比例愈來愈高,各地外來女性專才的總數更於2010年超越男性。這個趨勢暗示,性別友善甚至推而廣之的其他職場平權政策,將有助從世界各地吸引愈趨多元的高技術人才。

另外,大學是「預留」外來人才的重要手段,不少長期吸引大量外來人才的國家,其實都是透過當地頂尖大學首先吸引海外優秀學生留學,再待其畢業後投入勞動市場。

據「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的評估,香港在大學競爭方面略優於新加坡。如何進一步透過大學質素加強香港在競爭外來人才的相對優勢,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

搶人才先搶企業

施政報告將招商引才放在同一部分,相信是明白到企業提供的優厚收入和發展機會這些經濟誘因,才是吸引海外人才的最重要因素(企業與人才流向,固然有着雙互影響的特性,需透過嚴謹方法得出因果關係,在此不贅)。施政報告提及發展各項產業的方向,惟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跨國企業總部的重要性一般較大。

憑着歷史的因素,香港早已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地的橋樑,因而吸引不少跨國企業來港開設總部。基於企業總部能夠在匯集人才和相關的專業服務提供者,及增進總部人員交流方面存在外部規模效益,香港作為企業總部集群的國際城市地位,不易受到威脅。香港正是靠着這種先建優勢,利用跨國公司總數目大大拉近與新加坡在「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的排名。

然而根據關於企業總部選址的研究(註2),香港在這方面至少面對兩大挑戰。多個研究都證實,稅率是影響企業總部選址的重要因素,早前一篇關於離岸稅務天堂的文章曾提及,有學者估算香港的公司利得稅中,有三分之一是由高稅區企業轉移過來的盈利,這種規避通常亦成為跨國企業在港設立總部的誘因。

然而各國正在加強稅務安排上的合作,以解決稅務競爭,無論是OECD的國際稅收制度改革協議,還是歐盟把香港列入其稅務不合作地區觀察名單的舉動,都預視香港在稅率上的相對優勢將被削弱。

相關政策分置兩司長  或大大增加協調成本

經濟研究發現,影響企業總部選址決定的另一因素是機場規模,當中反映的當然是企業需要其人員能夠從總部非常便利地往返世界各地。雖然香港正逐步放寬入境防疫限制,但相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措施,香港在這方面明顯處於劣勢,「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也直接反映這個情况。

香港作為亞洲交通樞紐,過往在空運載客量表現中,本來略優於新加坡,不過在各地復常而香港繼續維持相對嚴格的入境防疫政策下,香港在此方面的表現變成落後於新加坡,從而令香港在總排名中進一步被新加坡拋離。

招商引才兩者背後的相關政策可能有所不同,現時將「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和「人才服務窗口」分置於財政司長辦公室和政務司長辦公室,亦可能是出於分工需要;但是在外來企業與外來人才本身就是環環相扣的情况下,分置兩個辦公室,同樣可能會大大增加協調成本。

註1: Kerr, S. P., Kerr, W., Ozden, C. & Parsons, C. (2016). Global Talent Flow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4), 83-106.

註2:Strauss-Kahn, V. & Vives, X. (2009). Why and where do headquarters mov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9(2), 168-186.

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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