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師看超額教師問題(文:方嘉偉) (09:00)
2021/12/7

因應小一新生人數下跌、學校班數減少,有可能導致教師超額,教育局於年初向資助小學發通告,列出多項措施處理2021/22學年超額教師,包括共享教席、聘用超額教師填補臨時教職、調配至同一辦學團體學校、放無薪假等。近來教育局楊潤雄局長多次在立法會和對傳媒表示,未來會面對學童人數結構性減少,縮班無可避免。近日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論壇裏,每位候選人均力陳自己如果當選後有何良策面對縮班情况。筆者看到以上種種,有感而發,在此也以青年教師身分敬陳管見。

縮班對教育界影響

筆者認為,在班數減少、教師編制減少的環境下,最直接受影響的是青年教師,即「80尾」和「90後」的教師,很多因為生不逢時未能入行,或者正擔任待遇與其專業不符的教學助理,等待學校出現教席空缺,現在應該是望門興嘆了。就算有教席的青年教師,很多是合約即編制外教師,如要裁員,他們首當其衝。就算是上一代教齡比較多的編制內教師,如果縮班情况嚴重,亦難獨善其身。當所有教師人人自危,試問如何保障教育質素?最終學生的福祉也會受到影響。筆者認為,面對未來學童人數結構性減少導致縮班,希望教育局考慮容許學校保留編制教席5年,渡過難關。

教師工作性質與1960年代大不相同

筆者認為,未來教師編制不足,除了因為縮班外,與一所標準文法學校所需工作的人時(man hours)計算採用了跟1960年代相若的方法,導致教師編制被低估,有密切關係。現時香港的教師編制主要用班師比來表示(班師比即每班配多少名編制老師,如1:1即老師完全沒有空堂準備課堂和完成其他行政工作),其中高中的班師比是1:2.1,和1960年代預科1:2的比例相若,小學和初中更分別只有1:1.6和1:1.8,這些數字為兩岸四地學校中最低(以高中為例,國內和澳門為1:3,台灣地區為1:2.5至1:3)。

教師的工作性質和1960年代已經大不相同,包括更多的融合教育、推行以學童為中心的教學法(Student-centered Teaching)等,這些工作對學生學習有裨益,但同時均導致教師備課時間直線上升,再加上各樣因教改產生的行政工作量,導致教師工作與日俱增。根據青協青年研究中心轄下「青年創研庫」所做調查,三成半受訪教師平均每周工作逾60小時,近一成半更工作71小時或以上。

因此,筆者認為,時至今天,一所標準文法學校所需工作的人時,應該找教育學專家和前線教師代表重新計算,並以新的人時來決定今天的教師編制。長遠而言,中小學學位教師職系專業程度和工作量與政府其他學位職系無異,職系架構和各級編制人數比例亦應該和政府其他學位職系看齊。總括而言,香港學校班師比比起兩岸其他三地學校為低,實在是不合時宜。故此,增加班師比,從而增加編制教師人數,使香港學校的班師比和當代教育趨勢以及兩岸其他三地學校看齊,使老師有空間準備優質課堂、推行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法、關懷個別學生和推展各樣特色學習活動,如抗逆教育、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等,對提升教育質素有莫大裨益。

中央聘請合約教師 助推廣國情、課後補習

因應中學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到國內考察機會增加,小學亦有機會推動類似課程改革。始終是出外考察,加上要培育有家國情懷的學生,因此國內考察的教師和學生比例應該比在課室上課為高,更能照顧學生,以及解說國家歷史、發展和文化概念,並及時解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因此,教育局可否中央聘請未能找到教席者為合約教師,每當有學校需到國內考察時,即可申請這些人手支援之?除了到國內考察,要培育有家國情懷的學生,亦應該在學校裏有適合的專職人手,在學生校園生活中推廣國史、國情、國安和國學的教育。筆者建議教育局因應這些教育新要求,向立法會爭取為每所學校提供編制和培訓資源,才能讓這些新教育方向有效落實。

此外,因早前長期網課,有部分學生未能適應,進度稍為落後,部分家長因經濟原因,未必有能力聘請補習老師為那些學生補底。作為短期一次過支援措施,教育局可否中央聘請未能找到教席者,於課後和假期擔任合約教師,支援這批學生,以此支援有需要的雙職家長?此舉既使有需要的雙職家長得到支援,又可使青年教師和教學助理有教學機會。

最後,教育局因應推行了「一校一社工」政策,取消了學生輔導老師的編制,這對學校介入學生危機非常不利。普通教師均因其教務和行政工作,能照顧個別有困難學生的時間非常有限;一位社工能否及時支援所有有困難學生,非常值得商榷,特別是近年因為經濟環境轉差,很多家庭也面臨不少困難,因此建議教育局保留學生輔導老師的編制,勿待危機出現後追悔莫及。

冀社會反思教育界的價值和功能

不少教師均將立人達人視為己任,對教學充滿熱忱,希望教育局能夠善用資源,讓這批教師在前線繼續春風化雨和推行新的教育政策。如果這批教師離開教育界,實乃教育界損失;教育界人才流失,並非香港之福。筆者同時冀望新一屆教育界議員表達能力佳,能將教育界對社會價值和功能,向政府、其他立法會議員和市民廣傳,並且對教育界發展有遠見和願景。

作者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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