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以個人身分從「現在」看香港、中國和世界，沒看「過去」和「將來」，從而說「香港學」子虛烏有、無足道哉，可以休矣。
（1）「香港學不成學」是謬論
人類活在歷史設定的「時間結構」（temporality）中。真知識和智慧、真「學」問（包括「會計學、經濟學、物理學」），必然是跨越和會通「現在」、「過去」和「未來」，往復觀照對應建構。不謀千秋，不足以論眼前。鄭文這樣子只盯住目前，無視、忽視、蔑視香港在中國和世界的「過去」，不及香港本身與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的任何可能，哲學上和方法學而言，這是無視、忽視、蔑視「時間結構」，唯心妄想「唯我唯主」，以「此刻」操弄「過去、現在、未來」。
（2）「沒有香港學就沒有開放改革」
香港的「現在」和「過去」，氣象萬千，蘊藏真知識和真智慧，燦爍古今中外，舉世稱羨，「未來」大有可為。「香港學」完全是、可以是一門「學」。事實上，「香港學」由廈門大學的陳可焜首創，三四十年前大陸（大學）有幾百個「香港學」研究機構，誇張點講，「沒有香港學就沒有開放改革」。我在香港和上大陸、去台灣和英國倡議（復興）「香港學」三四十年，成書近10冊。香港的大學沒「香港學」，問題在大學，不在「香港學」。
若「香港學」早成為傳統學術領域科目，各方共遵共尊、互忍共融，香港應不至如今困局。鄭文對香港、中國和世界的「現在」的描述和比較，即使全是真實、relevant and significant，「香港學不成學」的結論仍變成謬論。
世態炎涼、跟紅頂白，如今香港面對「未來」遇上困難，中國克服了「過去」幾百年的困難、「現在」當旺，不但自信「未來」必然一直旺下去、不可能不是，還把「過去」扭曲，重寫為一直正確、如今成功也是「必然」的「成功史」，好像「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必然是「唯我唯主、隨心所欲、舉手操控」。
（3）「香港學」是新生事物 有其過程
香港生於鴉片戰爭的恥辱，篳路藍縷捱過中西古今「過去」的客觀難關，在開放環境自然自由去蕪存菁，「化廢為寶」，成就「過去」和「現在」，上到世界最前列，以較低代價、較高效益與世界接軌，並引領中國，走向現代世界，「現在」奮力走向「未來」。整個過程、經驗及成果就是「香港學」。
「香港學」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總有一個過程。佛家有「知/智障」一說。傳統學術領域科目就是一道「知/智障」（毛澤東撤大學，有他的「邏輯」）。港大英語教學，設中文學院是匪夷所思；中文學院在傳統主政下，現代文學不入流、難成實體；現代文學成了正統派後，香港文學「不可能」成體統（也斯鬱鬱不樂很多年）。鄭文奇怪有人以為「香港學」可以媲美傳統學術領域，是奇怪得太早或太遲？
（4）「香港學」造就香港 裨益中國近200年
「香港學」造就香港本身，還裨益中國近200年，但中國（官方）和部分民間慣常錯看香港，以「另一套世界觀」將香港定性定位，1949年之後尤甚。每個階段香港嘗百草，把現代語言生活方式文化體育政經商金社會基建……引入內地，新生事物都被視為非我族類的異端邪說毒素，識者如郭嵩燾鄭觀應洪秀全和孫中山等寥寥無幾。一輩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對「香港學」常是隨口一句「還……啊！」
開放改革前，中國大陸被勝利衝昏心胸頭腦，不斷運動、走向「唯我唯主、唯心主觀」，直至陷入自窒自絕。經「無知」群眾上下求索掙扎，無可能的變局才成為可能。開放改革初期，中國乾旋坤轉、山崩地裂，不辨牛馬方向，「香港」和「香港學」成為汪洋大海裏中國的唯一活動浮泡，中國借助香港內內外外和世界接軌，香港研究為中國引領路向和提供人文資源。一時間「舉國體制」一哄而起，全國幾百個「香港學」研究機構。
二三十年前我對彭定康說，英國培養香港的AO理工會計法律醫商貿金融生產管理專業大學教授，大都是「知識樊籬」裏的「工具理性、工具精英」；他們和中國官民一樣，看到的香港只是「用」（政經社會的日常運作操持及得失取捨），不及「體」（多層虛實結構性體制的原理、形與神）和「魂」（「體」之上之外之內的義理及精神與靈魂，指引現實層面的「用」如何遵奉及反饋「體」及「魂」）。
（5）「香港學」不單是「世遺」 而是「礦藏」
香港不單止金融，所以如今香港不單止剩下金融。說香港如今剩下金融是鼠目寸光。香港有世界級的「商貿經濟金融資訊科技、管治行政法治、公民社會及中產社會、文化教育體育傳播娛樂」，更重要的是這些世界級成就的內裏原理及規律，合而成「香港學」，但香港只是「用」，沒深究這些世界級成就的內裏原理及規律。
「香港學」沒有建構成「體、用、魂」理論體系。中國治港的「中體西用」會為香港加一個頂層設計的「魂」，那將逼香港和「香港學」面對百多年未有的（真）挑戰。
香港太小太弱，不完美，也有很多深淺層次的問題和課題、不足和缺陷，但沒人可以否認香港「體、用、魂」層面積攢的人文資產和寶藏。「香港學」包括以個體自由進入現實生活、自己負責後果及責任，在「體、用、魂」面對自己的問題和課題、尋找不足、學習中西古今和改變缺陷。這些都是現代社會與現代世界的常態常識，都是五四運動前後各黨各派、全國全民的夢想目標。
「香港學」如中醫（及中國文化）都是「實踐性」，欠細節及過程的因果理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香港學」跨時空及文化、跨科複雜龐大，目前可見的這些世界級成就，只是香港身處的「中西古今深淺層次的問題課題主題」和香港「百多年的體用魂人及事成果」的表面。兩者之間的過程和關係，是方法學和應用性，更是人文價值，亟需分析和整理，建構內裏的原理及規律為系統，為世所用。所以「香港學」不單是「世遺」，讓人走馬看花，而是「礦藏」，必須、值得探索和發掘、提煉和輸送、用世和傳承。
（6）「香港學」五層面
鄭文說有人竟要「……（「香港學」）跟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術領域處於同一個層次……」，太小看「香港學」。
我認識和妄想的「香港學」五層面：（1）香港百多年臻於什麼世界前列的商貿金融、政經行政法治專業，走過的路及路上的人、事、物體及義理；（2）造就香港百多年世界前列的「商貿金融、政經行政法治專業」的（中西古今文化政經社會歷史）古今虛實因由及機遇歷程；（3）從「政經社會文化史」（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History）看香港與世界及香港與中國；（4）上述三「低層次實效實務實業」之內，中西古今文化基因排序（genome）怎樣在香港轉化，以回應中西大環境的變遷；（5）香港本身的文化基因排序和文明如何形成，在人類歷史（包括中國歷史）上有什麼意義和重要性，應該、可以對人類（包括中國）起什麼更大作用、作出什麼更大貢獻。
大學應是知識and/or權威的碉堡，一百幾十年來，歐美英港心理學精神科商科都是由「若有其事」變真有其事。身為教育界人士，鄭不給教育新生事物留一點溫情，也應給自己的識見和判斷力留點後路。
作者是牛津大學「香港學」研討系列訪問學人（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