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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消失之後:建制派的尷尬與憂慮(文:黃偉豪) (09:00)

在香港的政治上,最近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當反對派突然在一夜之間消失後,天下是否便從此太平,政府及建制派便從此有好日子過?答案卻可能是剛剛相反,這可以是一場噩夢的開始,可謂有苦難言。

政制發展和倒退速度同樣驚人

香港政制發展的緩慢速度和倒退的速度同樣相當驚人。在前者上,香港自1980年代展開民主化以來,1985年在立法局設立間接選舉,打破了議席全由委任產生的局面。可是,即使在《基本法》內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及特首,最終也要由普選產生,但經歷了長達30多年既迂迴又崎嶇的民主路,而香港的主權回歸也有20多年,也從未達至終點。在民主派宣布總辭之後,香港政制更在一夜間倒退了30多年。

由於香港是實行行政主導的制度,立法會便成為了除了司法機關以外,唯一可以制衡行政權力的機關。所以,反對派在立法會內消失,必然會大大提升行政機關的效率,少了反對派的拉布,阻頭阻勢,篤眼篤鼻,施政會變得更為暢順。問題是,沒有反對派的世界,是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呢?

以上的一個問題可以分開兩個層面來分析。第一,沒有反對派的議會是否會有助達至更佳的政策決定?第二,議會內沒有反對派後,建制派,包括了政府官員和建制派的議員,是否可以有更安逸的生活,少了煩惱及困難?答案較為負面,情况未許樂觀,原因如下:

在第一個問題之上,答案最終是取決於泛民或被視為反對派、政權的眼中釘的議員,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上,是否毫無貢獻,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必定削弱反映民意功能

議員在政策制訂上的作用,主要是3方面。第一,是作為權力的制衡,監察行政機關權力,防止它權力腐化,或私相授受;第二,是為政策提升知識和意見,這包括了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和智慧,改善政策的質素;第三,是作為民意代表,反映市民,特別是自己選民及支持者的意見,確保選民的利益在整個政策制訂過程中,得到充分重視和保障,這亦有助制定後的政策成果,更容易被社會接受,可更有效快捷地落實和執行。

如今泛民主派總辭,除了兩位選擇留任的議員外,立法會內基本上已沒有了反對派,如此推算,即使我們可以假設建制派的議員和反對派的議員,同樣勤力地監察政府,是忠誠的反對派,所以可以達至第一個功能;與此同時,我們亦可認為他們也是有同等,甚至更高的智慧,為政府出謀獻策,因此在第二個功能上,只會有增無減;可是,在第三個功能上,相信較多人會認為泛民議員和建制派議員,是代表着兩批在社會上政見和價值截然不同的選民,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泛民主派總辭、反對派在議會內的消失,必定會削弱以上議員的第三個功能。這亦可以使我們預期到,即使極大爭議的政策,如今在沒有或甚少反對派下,可以用光速通過,但換來的卻只是在政策的執行上會遇上更大的阻力,如果政府決定一意孤行,強硬執行落實的話,只會引爆更多衝突,為剛剛回復平靜不久的社會,再次添上不穩定。

鳥盡弓藏 他朝君體或也相同

在解答第二個問題上,即是「議會內沒有反對派後,建制派,包括了政府官員和建制派的議員,是否可以更舒適一點?」答案亦是負面的。

當然,無可否認,在議會內的實體環境上,缺少了泛民議員的衝擊與抗爭,會議廳頓時會變得祥和與寧靜,但在管治的層面上,政府官員及建制派議員,卻要面對不少的尷尬處境和憂慮。

首先,在最低的層次上,沒有了反對派,官員與在任議員即時成為了議會內的唯一焦點。官員和議員的一舉一動也成為了新聞熱議,若被發現偷懶瞓覺,更要公開道歉。而建制派的議員為了表明自己不是保皇黨及舉手機器,更需立即勤力議政、發言及看文件,辛苦了不少。

但更高層面的問題,才是更大的麻煩及尷尬所在。沒有了反對派的阻撓,日後有施政失誤,便要完全承擔責任,不能再輕易推在反對派身上。還有更大的憂慮,是在「兔死狐悲,鳥盡弓藏」的道理下,出現「他朝君體也相同」的結局。

走向威權政體 完全取消「4個競技場」

在比較政治的研究上,香港是屬於「有競爭性的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和一個完全的「威權政體」之間。根據兩位政治學者Steven Levitsky和Lucan Way的分析(註),「有競爭性的威權政體」和一個完全的「威權政體」的分別,是在於在選舉、議會、司法和傳媒4方面,仍有空間和自由給予民主派參與,挑戰政府的力量,成為雙方角力的競技場(arena)。但亦換句話說,逆方向思維,一個「有競爭性的威權政體」如果是正逐步走向「威權政體」的話,慢慢收窄至最後完全取消這4個競技場,便是其必然的軌迹。

要知道,「有競爭性的威權政體」之所以存在,而不被手握大權的當權者直接轉為「威權政體」,是因有其需要性和利用價值。其中作用之一,是為政權在西方國家眼中增強合法地位,而今日香港不少建制派政黨,也是為了打選戰,在選舉中制衡民主派而建立。

使人感到分外憂心的是,在近一年的急劇變化及轉壞的政治形勢下,香港已由一個「有競爭性的威權政體」轉向完全的「威權政體」的方向,踏出了不少步,如立法會的選舉被延遲、傳媒的採訪自由不斷被收窄、有記者因為新聞採訪被捕,及再有泛民議員被DQ(取消資格),因而觸發總辭。如此走下去,不難想像有朝一日議會只有委任議員,甚至整個被取消。

所以,如果我是建制派的話,我會很期待反對派或泛民盡快重返立法會。

註:Levitsky, Steven, & Way, Lucan. (2002)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pp. 51-65.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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