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蒙面法」作為法律工具由來已久，美國紐約早於1845年便把「蒙面加武裝」列為非法，當時主要針對3K黨眾的暴力罪行。時至今天，此法仍有餘威，於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時派上用場。
蒙面可以有眾多理由，例如信仰、衛生……但今天眾多國家為此立法，針對的是公開集會、遊行、示威，及因而引起的暴動和相關犯罪。
因應「黃背心」運動，今年4月法國政府頒布《加強和保障示威期間公共秩序法》（Loi visant à renforcer et garantir le maintien de l'ordre public lors des manifestations），這是對俗稱「反打砸搶法」（Loi anti-casseurs）作修改，增加包括「反蒙面法」，對維繫公眾安全、預防和懲處暴力，深具意義，值得香港參考。
法國立法的背景
法國1968年騷動時，沒有法律歇止街頭暴力（包括襲擊執法部隊、綁架和勒索大企業主管、毁壞公共財物及設施、放火燒車與店舖等）。為此，法國於騷動兩年後通過「反打砸搶法」，定義暴動行為的各種屬性，並依類量刑。
用意雖好，但左翼政客認為這是對「自由的踐踏」（法語經常說的「liberticide」）。當時，密特朗作為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表示若當選，會廢除此法。到1981年，密特朗當上總統，之後實踐諾言廢除該法。
然後，出現了黃背心運動，客觀形勢與半世紀前的1968年騷亂相比，已大有變化。其中「黑塊」（Schwarzer Block）行事概念的入侵，令政府尤其措手不及。「黑塊」本指東德時期國家安全部（Stasi）對異議分子或無政府主義分子的統稱。這些人行事無定向、無嚴密組織，經常穿黑服出現，以黑色帽或圍巾將臉龐遮蓋，暴力傾向明顯。1980年代後，這種方式在西德生根，先流行於佔用「廢棄空屋」（squatting），逐漸伸向反資本主義、反國際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及其他反權威主義的行列。如要用一個名稱來概括這種行事方式的話，那就是「直接行動」（Action Directe）。
「直接行動」可由個人或無固定組織的群眾發動，採取非常或極端行動以圖改變現狀，傳統政治組織如政黨、工會或職業團體只能靠邊站，當無能為力的旁觀者。其行動的合法性或非法性，並非主要考慮，方式不一定是暴力，但為求目的，「打砸搶燒」絕不會放棄。「公民抗命」是表面理由，拒絕接受相關法律規限，以其自詡的道德意志凌駕法律之上。
法國黃背心以非暴力呼籲對話開始，逐漸變成打砸搶燒。和平示威者逐漸退出街頭，暴力分子堅持周末在某些城市聚集。政府最終不得不立法對付。
立法過程與內容
立法過程有點陰差陽錯。先是法國參議院的共和黨黨團領袖芮泰悠（Bruno Retailleau）草擬法案「防止示威期間製造暴力及懲處其製造者」，此時黃背心運動的第一槍還未打響。去年6月法案提交參議院，10月通過後，準備提交國會討論。接着11月發生黃背心運動，12月1日凱旋門被暴亂分子嚴重破壞，毁損文物，香榭麗舍大道的店舖也未能倖免。於是，國會加速對芮泰悠的法案完成立法。
法例最重要的是以下3條條款：
（1）員警的搜查程序。員警可在集會或示威現場和周邊地點搜查行人的行李及車輛，在檢察官批准下，可審查懷疑攜帶攻擊武器參與示威的人，也可核實被審查者是否在被禁制參與示威的名單上。
（2）蒙面參與示威為刑事罪行。法例第6條款明言，在示威場地及周邊地點，如發生騷亂或可能發生騷亂的情况下，任何人如缺乏正當理由而全部或局部蒙面，將構成刑事罪行，可判1年監禁和1.5萬歐元罰款。這控罪疊加於其他同時受檢控的罪行，如實際參與「打砸搶燒」、已被明令禁止參與相關示威、相關示威事先未得許可等。這一點與2011年英國的規定類似。換言之，單是蒙面不會被捕，但聯同其他打砸搶燒暴亂行為時，會一併入罪。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改革，因自此以後，司法流程得到改善，疑犯被捕後可直接進入刑事拘留，而加重量刑標準亦起到阻嚇作用。
（3）刑毁的民事責任。示威暴亂對財物和經營造成的損失，除可向保險公司索償外，暴亂分子也要負上民事責任。新法例規定，有關的示威暴亂分子不論被判刑與否，政府根據民法第三篇三章二節一條，可民事索償其所作的刑毁。如當事人犯刑毁時尚未成年，則追究其父母。如當事人犯案時受有關教師監管，但監管疏忽因而導致刑毁，如證據充分，監管者也要負民事賠償之責。
除上述3點，法例另一個受關注的焦點，是行政機構的禁制令。根據原本通過的法例，由省長代表的行政機構可以「對公共秩序構成威脅」的人發禁制令，禁止其參與示威；如違反，可被判監6個月及罰款7500歐元。但這條款後來被憲法委員會刪去，理由是發出禁制令前，需有更多可驗證的客觀標準。這涉及法律技術問題，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這條款在改寫後可以恢復。
這部法律無可避免引起爭議，故此早在參議院通過前，馬克龍總統為免後患，將法案提交憲法委員會審核。一如既往，憲法委員會需在幾個關乎憲法原則的問題上找到平衡點，一方面是維繫公共安全，預防爆發暴力事件，防止暴力事件剝奪其他人和平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另一方面是尊重行動自由和個人權利，保障集體發表言論的自由，因而不能對示威活動有過多規範。憲法委員會的決定是照顧好「刑法平等」（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原則，即所有新增的刑事條例須絕對清晰明確。
法律的效用：預防與制裁
新法例在本年4月頒布，即立竿見影，在南部圖盧茲市約有3萬名黃背心示威者，防暴警察拘捕40多人，涉蒙面的10多人，其中一人被判10個月緩刑，兩年內禁制示威，5年內禁制攜帶任何武器，刑毁罰款1100歐元，並須賠償其他訴訟費用。新法的實施由此邁開了一大步。至於之後的檢控和判刑情况，由於有關報道不足，暫時未能清楚核算。
應付黃背心暴亂，除了法律手段，法國也用了多種僅次於戰場級別的武器。其中LBD40最受爭議，這種榴彈發射器能暫時令人失去意識，發射時只准瞄準對方胸腹，稍有偏高會導致失明。直至本年6月，員警共發射了2萬多發榴彈。據媒體截至9月的統計，至今已致兩死、315人頭部受傷、24人致盲。其他的非常武器有GLI-F4（含TNT的暫時致聾催淚彈，衝擊波達165分貝）及GMD 榴彈（150分貝，18塑膠顆粒在30公尺半徑以初速每秒125公尺散射）。後兩種武器，全歐洲只有法國仍用。
在如此嚴厲對付下，法國的和平示威可繼續，但暴力行為受到控制。
對香港的啟示
香港上一次大型社會動亂是半世紀前的1967年，當時可用於應對的法律相對缺乏。港府遂於當年11月訂立《1967年公安條例》，綜合並修訂之前的法例，將暴亂的定義和懲處法典化。這條例後來幾經修改，但面對香港目前的暴亂特點，公安條例明顯不足。
每個政府在不同時期都會面對社會的不同異議，這些異議根據各自力量，以不同方式表達；但訴諸暴力，則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不容許的。面對現在的局面，香港應考慮修訂公安條例，將「反蒙面法」和「刑毁民事責任」納入法例中。在這方面，有眾多「民主」國家的法律可供借鑑。本文所述的法國例子，屬較新近的事例。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反蒙面法』與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