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立法會全面癱瘓，港獨議員的辱華言論令陸港關係跌至新低點，香港的政治鬥爭與內耗到了嚴重的關頭。在這樣的情况下，很多人不禁要問，這個城市會向何處去？這當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問題；但更關鍵的，是要知道香港為何落得今日難堪的處境（how did we get here？）。
西諺有云，未能汲取歷史的教訓必會重蹈覆轍（those who fail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5年，是每一個香港人應該牢記的歷史事實，以及必須深刻反省的歷史教訓。可是，很可惜也很荒謬，回歸後，香港的殖民史是一堆被掃進地氈底的污物，去殖民化更是沒法推進更無望成功的政治議程和社會改革——英文所謂「non-starter」。在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大前提下，香港人做了155年英國殖民地順民變成一個沒有人提及、難以啟齒的事實（inconvenient truth）。結果，九七之後，「被殖民者的心態和思想狀况」（colonial mentality）不僅沒有被糾正，反而逐步滋長、壯大和蔓延，像烏雲籠罩香港，等待的只是一個向世人赤裸裸地顯露其本質的時機。
殖民的本質不僅是侵略、征服、掠奪和剝削，還包括價值灌輸和強制說服，即洗腦（brainwash）。殖民者深信他們肩負教化被殖民者的任務，而他們的強與被殖民者的弱，正是彼此優劣分明的最有力證據。以在鴉片戰爭前夕力主侵華的英國陸軍大臣麥克考萊（Thomas Macaulay）為例，他在1834至1838年出任印度最高理事會高級官員期間，大力推行以英文作教學語言的教學政策，目的是要摧毁他心目中低劣的殖民地本土文化。這套政策在印度培養出一批仰望英國文化、賤視甚至以自身文化為恥的所謂文化精英，史稱「麥克考萊兒女」（Macaulay's children）。
「彭定康的孩子」
香港人被英國統治一個半世紀，但對英國文化的興趣始終索然。他們學英文只是為了英文的市場價值和工具價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不曾出現過一個以英文為寫作語言的重要作家。可是，香港雖然產生不了愛慕、崇拜英國文化的「麥克考萊兒女」，卻有為數不少的「彭定康的孩子」。彭定康是香港的末代港督，執政時不理北京反對在港大力推行代議政制民主化。所謂「彭定康的孩子」，除了那些對民主的絕對價值和普世價值深信不疑、不惜讓香港付出一切代價也要爭取民主的政客外，還包括那些沒有認真經歷過英國的殖民統治卻視民主為他們基本權利的年輕人。
梁頌恆和游蕙禎大概並非英國文化的愛慕者，但他們對自己祖國那種不顧一切、不問情由，彷彿是與生俱來的憎惡、鄙視和仇恨，卻非常清晰地反映了一種「被殖民者的心態和思想狀况」。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被殖民者「內化」了殖民地主人的價值觀後，對其自身文化和歷史所作的必然評價。這當然是香港人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他們兩人竟然得到立法會內非建制派議員的包庇。事件發生後，非建制派議員義憤填膺，但他們的義憤針對的不是藉宣誓辱華、令所有香港人蒙羞的梁游，而是質疑他們再次宣誓權利甚至議員資格的政府、建制派議員和立法會主席。與其說他們「錯放」了他們的義憤，倒不如說他們暴露了他們的殖民地遺民心態。
香港政客的特徵
法國後殖民學學者法農（Frantz Fanon）認為，「成功的」被殖民者通常善於把握機會，既自卑又自大，並且有非比尋常的「拒絕接受現實的能力」（capacity for denying reality）。這正是很多香港政客的性格特徵。香港是少數能夠在殖民統治下繁榮、興旺和成功的城市。對香港人來說，155年的殖民史並不盡是不堪回首的，當中難免有愧疚，但也肯定有值得他們自豪的成就。無論如何，香港人要向前行，就必須勇敢面對他們的殖民地歷史。集體的自卑和罪疚感沒有妥善處理，會變成虛假的道德優越感。香港早已不再是殖民地，但得到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所作所為體現的竟是被殖民者被扭曲和異化了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殖民是滔天大罪，對被殖民者的傷害跨代不絕，信焉！
林沛理
專欄作家
（原文載於2016年11月4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