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濤：平庸的邪惡

昨天晚上我想起了兩套電影，都和二戰後的審判有關。德國電影《大話迷宮》(Labyrinth of Lies) 講述的是1958年的事，在二戰後成長的年輕檢察官，生於粉飾太平的年代，卻意外發現戰時集中營的真相，他決定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戰敗國檢控自己的軍人。

但舉證的過程極度困難，在沒有網絡直播的那個年代，大部分的集中營受害人都只能憑記憶、靠口述，而無法交出任何物證。而且他們難以記得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哪個軍人做了甚麼事情。

有老一輩的檢察官經歷過當年的事，卻不認同他追究軍人的做法。「戰爭時人人都是納粹黨；戰爭後大家又不是納粹黨了。」政權更替，成王敗寇，被檢控的軍人都不認為自己有做錯。主角慨嘆︰「我們沒有人在反思」。

但主角的上級支持他做這件事，而且說了全套戲最重要的一句對白︰「如果你認為這是關於誰的罪責，或誰是無辜的，你並沒有任何得著。」（If you think this is all about who's guilty, partly guilty or innocent, then you've learned nothing.）。

另一套戲是《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被指是「納粹劊子手」的艾希曼，由阿根廷被綁架到以色列受審，猶太裔的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在聽審後寫下她的見解，她認為艾希曼沒有殺人的意願，他一直只是服從上級的命令，處理整個行政程序的一小部分 ─ 送猶太人上火車受死。然而就是這種「平庸」、「無法思考」，造成了最大的惡。

她認為這叫做「平庸的邪惡」，沒錯他是在執行職務、服從上級的指令，但正是這種沒有信念的惡，成為了希特拉政權最有力的武器。

之所以想起這兩部戲，其實不只源於昨晚的事件，還在於6月份以來，一些「港漂」對我分享的看法。

無論在金融界或是傳媒界，都有很多內地生。近年大家都說，中環不再充斥鬼佬，而是內地金融才俊，在很有格調的酒吧內全是「港漂」，他們喜歡香港的自由市場環境，愛吃燒賣魚蛋，平日會去行遍香港的山，他們形容香港為第二個家，但到頭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以第一身的身分享受香港各種的好，但每當香港人在爭取應有的權利時，他們則選擇以第三者的身分，認為應該以「中立」的態度去觀望。

因為自90年代起，經歷六四事件後，內地開創的是一股創業風潮，透過發展經濟掩蓋政治上的悲劇。這一代的內地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長大，他們深深認為，經濟發展的代價就是失去自由，而他們願意付出這代價。而上一輩的內地人則更清楚，這個政權是無法被撼動的，他們就像《1984》中的人一樣，「不要再搞我了」。

這是現代中國版的平庸的惡，只能順著政權製造出來的主流去發展，甚至無法接納其他人去「破壞」這種主流。而那些只看到片面暴力，平庸得沒法作出更深層的分析，亦甘願成為極惡政權的幫兇。

正如漢娜鄂蘭說，「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In politics, obedience and support are the same）

文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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