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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文清專欄】療癒人民的音樂比賽
MIRROR開演唱會，搶飛成為焦點，整個香港彷彿久旱逢甘露，市民亦從政治、疫情雙重打擊下稍為提振心情。流行音樂可以連結人心，對社會有潤滑作用，剛圓滿落幕的Eurovision（歐洲歌唱大賽）便是好例子。
Eurovision很少出現於華文媒體的版面，而在歐洲是每年大事。始於1956年，Eurovision由EBU（歐洲廣播聯盟）舉辦，旨在修補歐洲於二戰後的裂痕。正如英國最近兩年常用二戰時的意志團結國民，上世紀二戰以來許久不見全球危機，兩年來疫情肆虐，熱愛社交的歐洲人比亞洲人更感不安，今屆Eurovision便意義更深。
第一屆Eurovision雖只有七位成員國，但已包含西德、意大利、法國等二戰重創國，現時更多達39國參賽者，當中有德國與以色列、俄羅斯與烏克蘭等一時政敵，仍能同場出席，或稍沖淡世仇。
Eurovision有點像音樂界的奧運，但奧運以運動為主題，當中爭勝心強烈，容易成為各國另一政治角力賽，而且多由政府出資培訓運動員，較多政治操作。而音樂則屬藝術，Eurovision中明顯可見各國參賽者觀賞其他表演時，總在台下手舞足蹈，整個節目似大派對，一齊分享喜悅，動機比奧運來得較單純，亦更適合在疫情時鼓舞人心，尤其現時西方與中國處於半冷戰格局，整個活動集中在歐洲同聲同氣，效果反而更好。不少歌手演唱後，都會大呼「Thank you, Europe.」讓大家連成一體。
有別於奧運劃一標準定勝負，Eurovision讓各小國都可以將自己音樂與語言帶到台上公諸世界，並以此為跳板將歌曲與文化推銷到歐洲，例如烏克蘭歌手Jamala，便於歌中加入克里米亞韃靼語，奪得2016年冠軍。藉Eurovision而成名的還有來自瑞典的ABBA，於1974年演唱英文歌Waterloo奪冠後，便紅遍全世界，可見Eurovision在歐洲的影響力。
而與奧運類似的，是主辦國可以此得到經濟利益。2016年Eurovision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便吸引了3.8萬遊客，於當地帶來2750萬歐元收入，而有八成記者都表示有意於未來兩年以遊客身分重訪當地。
對於政府而言，流行文化是穩定民心的上佳工具，Eurovision辦得成功，是歐洲諸國政府所樂見，尤其可減輕處理疫情的壓力。回顧香港局面，在民心疲憊之時，本來善用流行文化，大可為城市療傷兼重振經濟，甚至拉近政府與市民距離，過往千禧年政府亦有邀請張國榮做跨年表演，大眾都樂於接受。
到了今日，正因與市民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不論香港政府做些甚麼，市民都只會覺得是統戰、和諧，分裂之深，及至市民連偶像為親建政的團體或商家賣廣告亦不容許。一旦政府找了年輕偶像做公關，市民只會更憎恨政府，覺得政府玷污了他們的希望。本來有很多好的手法令市民向政府靠攏，偏偏政府用盡最極端的手段，也不得不慨嘆政府的短視與膚淺。
賈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