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去年英國首相文翠珊任命史上首個孤獨事務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將孤獨提升至公共問題層面處理，消息傳遍世界。
為什麼要設立專責部門關顧國民的孤獨感？有研究證實，孤獨如抽煙和癡肥影響健康，減低人的工作效率，變相削弱社會生產力。
三個月前，英國政府出版了一份長達七十九頁的策略書，給多個部門訂下不同計劃，在各自的範疇針對孤獨一起做點事。
香港下一屆人口普查將於二○二一年舉行，日前統計處長在事務委員會上，與議員討論問卷需要增訂的問題，既然孤獨影響深遠，在冗長的問卷上，也許仍有必要加上「你孤獨嗎」。在香港的處境中，又如何幫助孤獨的人？
訂立孤獨指標
孤獨是主觀感覺，策略書A connected society: A Strategy for tackling loneliness–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change將孤獨定義為──「因缺乏或失去陪伴而產生不被歡迎的感受，大多在社交質量上，期望與現實出現落差時感覺到」、「不止與人的連繫減少，更關乎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判斷自己的社交網絡在那人生階段中不『正常』」，同時指出孤獨的複雜性：「孤獨常與被孤立扣連，但被孤立時可以不感孤獨，沒被孤立時卻可感到孤獨。」報告肯定孤獨屬主觀經驗，另一方面強調定義的重要──為了辨識高危者，從而預防和紓緩。文翠珊去年初宣布將研究訂立孤獨指標。如何衡量孤獨？英國國家統計署建議了四條問題：「你經常感到孤獨？」、「你經常感覺缺乏陪伴？」、「你經常感到被冷落？」、「你經常感到被他人排斥？」香港人口普查需要增設這幾條問題嗎？
孤獨與心臟病、認知障礙有關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孤獨」？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一諾指出，孤獨雖然是主觀感覺，但主觀感覺往往對人的影響最大，「因為你的想法決定了你的心理狀態，而心理與生理健康息息相關，孤獨影響健康，我一點也不驚奇」。他舉例，患抑鬱症的人患上冠心病的風險更大。事實上，亦有研究證實孤獨與心臟病、中風、認知障礙有關。
A connected society詳述英國不同政府部門可如何在各方面配合，包括教育部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殘疾的年輕人尋找實習機會；交通部研究如何提供更多交通資訊給無法再駕駛的長者，讓他們可以依舊出行；幾個部門合作制訂全國標準，確保日後發展包含綠化空間；改善「Tell Us Once」制度，讓喪親者只需登記一次，紀錄會在政府部門之間互通，希望從多方面減低國民的孤獨感。
人人都有感到孤獨的時候，孤獨沒有年齡或身分界限，鍾一諾表示，從公共衛生角度分析，整體人口中，基層是較易感到孤獨的一群。他解釋，基層的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物質較貧乏，要為生活小事奔波擔心，生活習慣影響心理質素，他們甚至因不願花錢看病，直接影響健康。「社會學系的黃洪、我們系的黃仰山和英國貧窮政策權威David Gordon在香港訪問了二千二百三十三人，8.4%受訪者一年內曾經因經濟原因不去看醫生。」他認為數字「一啲都唔低」，「因為食衛局的政策講明，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那即是說政策不夠完善，才有漏網之魚」。他問，不看醫生當中存在什麼阻礙？推論經濟考慮不是單一成因，往往與其他因素扣連，「不像你家樓下的私家診所，普通科門診地點可能很分散，你要搵佢出來，有機會要搭車，涉及交通費」。「這是其中一個社會制度和政策造成的障礙。」
欠跨組織轉介網絡
不同人生階段可能遇上不同困難，也可能在同一時間受不同問題困擾。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出，香港的社福機構多以群體劃分主要服務對象，「對獨居長者、雙老群體、單親家庭、少數族裔、新移民等都有關注，都是跟社會接觸相對沒那麼緊密的人」。機構一般會從資訊和照顧上提供支援，照顧生活上實際需要。舉例說地區長者中心獲專門撥款跟進獨居和雙老長者生活，以少數族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組織，提供就業及升學指導、協助尋找如醫療、翻譯等服務。
A connected society提出改善和擴充不同公共服務機構、社區組織的連繫，透過中介人（link person）更有效將求助者轉介到有需要的服務。不用大費周章就能讓求助者及時得到實際與心理支援，聽來是非常理想的措施。值得香港參考嗎？張超雄說，香港其實已經有類似的中介服務，他指理論上十八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扮演這樣的角色。另外，綜合精神健康社區中心、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亦有個案主任，分別為精神病復康者和殘疾人士轉介有需要的服務，「Case management概念上是個案主任站在你權益角度，從你的需要出發，聯絡相關服務單位，要求這些單位提供服務給你。理念很好，但香港那些統統都是假的，實際只做轉介，其實搭不通，機構間沒有共同資料庫，個案主任亦無權要求其他服務機構一定要接收個案」。
購買服務
問題出在哪裏？張超雄說首先是沒有財力（purchasing power），「在美國，個案主任可向其他組織或部門買服務給你。比如我女兒在美國有個案主任跟進，發現醫院給她的服務欠缺了職業治療，他們就向某機構購買這項服務，每星期來兩個鐘」，牽涉金額由政府資助。另外個案主任沒有實際權力調動服務，「香港的個案主任會建議你去什麼組織申請服務，其實跟一個街邊人叫你申請沒分別，他不能確保其他組織不會隨便拒絕提供服務」。張超雄說「買服務」概念其實在歐美、英國廣泛推行，「我在香港同政府爭取了二十年，但他們根本都不知不明」。
長者 醫社合作不順
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四八年提出「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問到誰有責任解決孤獨這個問題，鍾一諾失笑道：「傳媒都愛問呢個問題？官方答案是政府當然有責任，但不止是政府的責任」。可能知道記者不收貨，關於政府的責任，他解釋：「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其實有講，每個人都有right to health，有基本權利去享有健康。說的是政府並非提供了醫療服務就算，不止病人來診時才獲得照顧，更應協調社會不同層面。」他點出一個重要的概念──醫社合作，「可能很少人知，香港的醫社協調很不順暢」。他舉例說，病人的病歷現時不會在醫院與老人院之間流通，「當長者出院重返社區，老人院應該如何照顧他，雙方卻沒有溝通」。另一方面，老人院配套亦不足，非必要地加重急症室負擔之餘，長者亦不好受，「當發現一個老人家快唔得了，老人院第一時間會call白車去醫院，根本不會考慮畀佢在老人院或在家裏過身，因為做不到。大部分私營老人院的職員不是護士，醫療知識不夠，老人院也沒有醫療配套」。他感慨，當老人家真的臨終，即使不是患急症，也只能送到醫院急症室，更荒謬的是，救護員需要按照消防條例急救病人，「寫明的。所以即使九十歲彌留之際，都要被復蘇，那個動作其實很具入侵性，要按胸骨，咁老了，胸骨會啪啪聲咁裂」。他說整個配套無法配合是香港正面對的一連串問題，不去處理，臨終照顧只會愈來愈差。
香港臨終照顧和生死教育的普及，需要政策和社區配套配合，另一方面，社會文化亦根深柢固地影響人的想法，「比如香港沒有四樓、十四樓，這些文化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死亡」。他指當死亡成為忌諱，人們就不會與家人商量將來病危時是否堅持用維生儀器、死後捐贈器官意願，「一個好的照顧計劃理應可以照顧身心靈健康」。
學童 上網或更感孤獨
學童自殺問題近年備受關注，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出，整體來說十五至二十四歲的自殺率上升，其他年齡層狀態相對平穩。學童自殺的原因包括人際關係、精神健康問題、學業、轉校或選科上的適應問題等，「都不是單一因素，各種因素互相影響，中心發現逾95%學童出現多過一個因素」。葉兆輝讀過一些遺書，覺得他們都很孤獨：「他們有時會說，覺得有沒有自己在世界上分別不大，說自己走了別人都不用傷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也沒人在意，唯一關心的可能是父母，所以會跟爸爸媽媽說不好意思。我想孤獨感覺很強烈，要是不那麼孤獨，會找到人傾的。」
他認為不同年代問題都不一樣，「現在升學的途徑多了，但社會環境不同了。以前沒有手機，未有得上網，人們鍾意出去同人玩，有社交contact，現在很多人都留在家打機」。A connected society亦指出隨科技發展，人們可以上網購物、處理公務、登記服務，可以整天毋須跟人說一句話，所以有必要加以設計和計劃，讓人可以連結起來。葉兆輝認同網絡可以令人更孤獨，「上網或者可與人連繫，但網上的連繫與現實的連繫是不同的，亦增加了網絡欺凌的風險」。
容許失敗 重新定義成功
如何紓緩年輕人的孤獨感？他認為除了靠培養興趣、使自己懂得安於孤獨，更重要是社會包容和多元的氛圍，「要給他們創造更多機會，容許失敗，我們常說it's okay not to be okay」。社會對成功的定義不應過於單一，「一個年輕人剛畢業，如果社會給他多些職場體驗，身邊的人不因他的選擇和條件加以批評，他們就不覺太冰冷，若只談成就和錢，匱乏的人就不知如何自處」，「廢青」的標籤正正反映社會的標準，「你要給他們有足夠選擇，爸爸媽媽不要逼小朋友，其實他不是廢，只是沒有做你期望他們所做的事情」。說到最後，他由衷地談到自己：「我都有幾個子女，如果他們對社會失望，其實是我們失敗，我們成年人沒有營造一個環境，讓他們健康地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