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還做生意，最好不要搞政治」。這條金科玉律，在當今香港是否還通行？早前出選地方選區的商界政黨候選人，聲稱受到較高層次的威脅，忽然退選。除了令人關注到建制派與商界的內部衝突，原來「政治與經濟分開處理就好」的商界政黨，一樣不能擺脫政治。
讀者或會說，只有大商家才需要煩惱政商關係，誰叫你走去出選地方，才會落得如此下場！我們中小商戶，生意穩定就好，犯不着碰這些政治渾水。背後的信念，就是「只要不搞政治、不打攪和平的營商環境，人人有工開、人人有飯吃」。因此，似乎不搞佔領、多多歡迎自由行，一切都會好起來。真的嗎？
失去功能的業界政治代表
能「不搞政治、專注生意」的前提，是政治不去搞生意。這個前提是否還有效呢？本地選舉消息較少關注功能組別選情，除了往往認為這些界別的選民基礎有限外，背後無非認為這些商業政黨獨佔有效的渠道，能「代表」老闆們在受到政策影響時候，維護業界利益就行。於是，這些長年佔據功能組別的議員，無論缺席、睡覺、不投票也無所謂了，因為跟業界關係好、擁有固定票源、為利益議題發聲，功能組別的選民就高興。
功能組別成立的背景，是在工業化社會下，職業與行業都相對穩定的時代。今天，資訊科技發達，加上全球化的挑戰，經濟變化大，一個人的工作不穩定，要去「代表」的「業界利益」的穩固基礎，也不再穩定。功能組別按照職能與專業的利益，難以一致。那末「業界共識」不再，功能自然減低。
紅色資本如何威脅中小企業營業者
建制派內部商界政黨的分裂，背後更代表了一個重要變化：「要做生意，首先要政治化」的中國化思維的興起。練乙錚在推薦批發及零售界某個候選人的時候，如此寫道：「年輕人提出港人『命運自決』，其實在紅色資本席捲香港本地中小企的形勢底下，小商戶也必須聯合起來，為自身利益走命運自決之路。我支持批發零售界的中小企業者選出能夠替他們表達這個意願的新一代立法會代表。」以往業界代表，往往強調「中國機遇」，無非是這些政商代表，在內地有一官半職，就能幫助本港企業打入內地市場。中國人做生意，當然是靠關係了。
回歸之後，香港成為了為中國大陸公司集資的金融中心，無非因為港英時代以來，本地法治、金融以至會計制度完備，經商環境穩定，政府也不會怎樣干預一般中小企業做生意。在這樣的公平競爭環境，不講政治、專心做生意也是有道理的。而回歸之後早年，大概是國策之故，內地企業與資本對本地市場的入侵並無近年的冒進與急速。今天內地資本欲找外地渠道投資，本地大財團大概尚且能面對這些挑戰；但在財「紅」勢大的國內資本面前，中小企業大概首當其衝。
本來，資本無分顏色，全球化下公平競爭實屬正常。可是，這些資本背後，往往有政治任務，必要時候就要聽話。這樣一來，中國人做生意的老辦法又回來了：首先叩頭謝恩，然後才可發達。種種依靠政治人事的裙帶關係才能做生意的潛規則，慢慢改寫本地的營業生態。如是者，諸如領展這些欲在內地一展拳腳的公司，可以一邊壟斷本地各個屋邨商場，置長年商戶生死與一般居民的日常生活不顧之餘，各種內地政治的考慮也會慢慢入侵尋常百姓家。中小企業在紅色資本的面前，完全是毫無還擊之力。
紅色資本背後的商業政治化
重複一次，所謂的紅色資本，包含着一套中國商業行為：首先是政治，之後才做生意。這套文化認識，跟香港賴以成功的商業環境與制度，格格不入。回歸後的「中國機遇」，一轉成為「紅色危機」，扭轉了我們那種「做生意不用談政治」的理所當然認識。過往香港商業環境的非政治化原則，在近年的中國化政治思維衝擊下，已經不再有效。
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檢視英國人留下來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背後的政治理念是什麼？除了法治、公平之外，似乎自由是最要保護的核心價值。因為沒有政治、言論與信仰自由，我們很快連經濟自由也受到衝擊。中小企業不消說，不知道什麼時候賣東西也會犯政治禁忌，而且在紅色資本的狂潮下可能一下子被連根拔起，就連大企業資本家也可以忽然「被消失」。如果你有幸能在功能組別投票的話，可以想想：過去理所當然的穩定繁榮，並不是因為我們不搞政治，而是政治不找上門而已。把握你手上的一票。
（原文載於2016年9月3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